吴子桐 

     “一府六县”的古徽州，历来因其境内黄山、白岳、横江、练水等秀美山川而闻名于世。不过，“万山丛中”的徽州山水虽好，但“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无疑是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这首徽州歌谣的作者和创作的年代了，但代代徽州人都对此了熟于心。在漫长的岁月里，出生在徽州，决非仅仅意味着品赏“清风明月”的怡然自乐，其中更蕴涵着多少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此间的几多艰辛又堪与何人说？代代的徽州儿郎在村口告别了慈亲发小，挎上行囊，越过崇山峻岭，向着他乡、向着人生的下一个驿站进发。哪怕数十年后，他们白发苍苍、垂垂老矣，激荡在内心深处的仍然是这曲人生的悲歌、奋斗的悲歌：“前世不修来世修，转世还要生徽州；多少辛酸多少泪，悲欢荣辱也轮流”。
     徽州人前仆后继，硬是凭着这种坚韧不拔的“徽骆驼”和“绩溪牛”的精神，打造出称雄中国东南几个世纪的“徽商”。以致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判断一个地方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是看这个市镇有多少从事商业的徽州人——所谓“无徽不成镇”也。以当时的商业重镇扬州为例，它的富庶繁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客居的徽州商人。甚至晚清民国时代南社的重要成员陈去病先生在《五石脂》中带有几分无奈地感慨道，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徽州商人在商场上获得成功的同时，也极其重视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加之徽州人信仰艰苦奋斗的人生哲学——在此种情势之下，一个人才辈出的徽州便成为必然。在传统社会的科举考试中，徽州人创造了诸多奇迹：“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兄弟丞相”、“父子尚书”、“同胞翰林”等佳话在徽州不算多么稀奇的事情，仅以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过十几万的休宁县而言，从南宋到清朝居然涌现出十九个状元，远远超出曾经一度名声显赫的苏州，稳居全国之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状元县”！
      当然，科场上的佼佼者并不必然意味着能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材，但它提供了一个标尺来证明当时徽州文教事业的成功。在考虑到当时徽州的人口不过百万（即使在今天，徽州的总人口也没有突破两百万），回过头来看那一长列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星光璀璨、熠熠生辉的徽州人的名字，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徽州子弟成才率之高，确实不负“东南邹鲁”的美誉。
      一个拥有极强的经济实力，同时又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商人群体的出现，便从另一个层面成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徽州商人对故土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功成名就之后他们斥巨资在故乡营造华屋巨厦，辅以雕梁画栋的装饰。除此之外，徽商还关注故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散尽千金建桥修路，并延揽名师兴办义学。在风水上讲究“天人合一”的徽州人，在社会层面也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和谐美”。
      类似徽州这样自然地理条件的山区在中国也不在少数，但为何单单是徽州成就了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我们认为，此中原因有二，或者可以说徽州社会经济发展由两大车轮推动：一为商业，二为文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徽州社会发展的这两大驱动力，用当下的话语来诠释，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和基础教育。徽州的经验，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重温旧日徽州的辉煌，再反思今日徽州发展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感慨良多。而编辑这本《徽州人文读本》，不仅是要鉴往知今，更有另外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编辑此书，乃是出于我们弘扬徽州文化、弘扬徽州人文精神的夙愿。
      在徽州度过青少年时光的朱苏力教授，在纪念北京大学法学院百年华诞时说道：“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总是追溯自己悠久的历史，展览其高贵的源头，有时不仅可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恰恰反映了她的今天已不那么辉煌，甚至可能是——她已不再辉煌。”苏力先生的分析独到而深刻，我们甚至认为可以借用他的这段话，来剖析徽州人对颂扬祖上荣光的乐此不疲：因为，徽州的今天已不那么辉煌，甚至可能是——徽州已不再辉煌。
      时代的境遇，仅凭个人的力量大多难以逆转。“徽州在哪里？”对这个问题，在最新版的中国地图上，恐怕是无从得到确切的答案了。婺源学长一萍先生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说：“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徽州，已经支离；作为一个官方地名的徽州，亦已作古；作为一方独特文化的徽州，她是美人永不迟暮！” 尤记当日一萍先生以此函惠我，匆匆读罢，已是热泪盈眶。作为行政区域的徽州，已然渐行渐远，甚至可能在悠长的未来，它也仍然只是一个历史名词。然而，徽州人的风骨、徽州人可贵的人文精神不能丢！如果徽州前贤的精神清辉在我们这代人手上流失，那将真是愧对先人、无可原谅的了。在《徽州人文读本》中，我们特别编辑了“徽州人的哲学和精神”一章，希望读者、尤其是今日徽州的青年人，能见微知著，有所秉承。
      其次，徽州是文化之邦，文献之乡。我们编辑这本《徽州人文读本》，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延续徽州独特的学术传统。
      徽州籍著名学者汪世清先生指出：“文化大多孕育在文献之中，并借以传播于久远。作为文化的载体，文献本身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之加以分析研究，可以揭示文化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从探索各种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而言，文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因而文献的搜集、保存和整理，便是一件值得十分重视的千秋大业。”（《歙事闲谭》序言）
      选编整理徽州乡邦文献是徽州学者的学术传统之一。早在南宋淳熙二年乙未年（公元1175年），便有歙县人罗愿编撰的《新安志》十卷问世。此后，明代休宁人程敏政辑录大量第一手资料，成书《新安文献志》，是第一次辑录徽州原始文献的总汇。歙县人汪道昆的《太函集》、许承尧的《歙事闲谭》等，皆是沿着这样的学术路径而涌现的大家之作。此外，徽州所辖六县也都撰有多部县志，保存记录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
      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命运多舛的境遇，徽州也经历着种种时代的巨变。太平军和湘军在徽州腹地的拉锯战，使得徽州父老饱受战乱之苦。与此同时，泰西诸国的坚船利炮叩开国门，洋货汹涌而来。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封建经济方式为基础的徽州商人元气大伤。种种重压之下，徽商一步步走向衰败。或许，徽商的日薄西山，也意味着徽州人悲怆命运的开始。“大跃进”、“破四旧”、“文革”等运动，对文物之邦的徽州而言，更是浩劫。而其间徽州行政区划的变更、徽州名称的废弃，更使得徽州人几多无奈和彷徨。
      “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本书收录的大部分文献，如实记录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徽州由盛而衰的时代背景下，徽州人对国家、民族和乡邦命运的思考。我们特别选录了展现近现代著名徽籍学者人格魅力的名家名作和他们在各自领域闪烁着思想光芒的宏文，以及“一府六县”的徽州人浸透着真挚乡情的词章——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中绩溪、婺源两地学者饱含“徽州情结”的文字，感人至深。《徽州人文读本》的编辑，是我们沿习前辈徽州学者学术传统的一次尝试。我们希望，这样的努力将有助于徽州大众与关心徽州的外乡读者了解徽州之方方面面。
      再者，当下“徽州学”已经成为“显学”，但我们感觉，研究徽州，还亟须开阔视野，突破传统史学的范式，要汲取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养分，从多种角度来研究徽州文化，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在徽州学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陈寅恪先生曾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里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入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上个世纪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提供了研究明清市民社会的全新材料，满足了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学术进步所依赖的“新材料”之条件。徽州文书的发现，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徽州学得以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或者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类比，徽州文书之于徽州学的意义，丝毫不亚于敦煌经卷之于敦煌学。
      以往“徽州学”的研究，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根基，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就。但我们以为，当下徽州学的研究除了对文书、家谱的研究之外，还需要发现有意义的新课题，继而符合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新问题”之治学要求。因此，我们选编这本《徽州人文读本》，希望通过专家学者从多种角度对徽州的思考，对今后徽州学的研究有些许裨益。 
     （《徽州人文读本》，吴子桐、任羽中 主编，预计2005年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