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马克思）。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既是目标导向—“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表现，又是针对相应的发展问题提出的对策思路—问题导向的推断性结论。循此思路作进一步探究，笔者发现“协调”颇具遍在性，不只是处理区域间、城乡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间等重大关系需要坚持，其它四大发展的重大关系处理亦须坚持，也就是说“五大发展”均存在“失调”（失衡）问题。本文重在揭示“失调”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危害性，剖析原因，吸取教训，提出建议，引起反思，旨在为“五大发展”清除认识上的障碍，从创设思想条件来为理念转化为行动、愿景转变为现实开道。失调的普遍性、长期性、危害性。

回顾共和国前30年四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行情况，“一五”（1953-1957）完成较好，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18.5%、4.5%，农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和职工工资增长二、三成，唯“三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四过”（过急、过粗、过快、过于简单划一）。1956年1月，只用10天，北京市私营工商业宣布全部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由此产生的后遗症延展20余年。“二五”（1958-1962）时期“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加上“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三害”、“反瞒产”的“左”倾泛滥，农民惨遭剥夺，农村生产力损毁惨重，粮食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比1957年减少26.4%，甚至低于1951年水平，1962年粮、棉产量比1952年还低，民不聊生，饿殍惊世（多是农民，次为劳教、劳改人员）。“三五”（1966-1970）、“四五”（1971-1975）正值十年“文革”浩劫，一场给国、民、党带来严重灾难的狂热内乱，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对立，“革命”与生产、工作、生活冲突，农—轻—重次序、积累与消费比例、两大部类生产、“骨头”与“肉”（工业和住宅、交通市政、商业服务业）、总需求与总供给、沿海与内地发展布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等重大关系严重失调，短缺经济长久维系，国人温饱始终未解，“八亿人搞饭吃，饭还不够吃”，系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

后30年八个五年规划，基本循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朝着“GDP翻番”的目标，行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径，大胆改革开放，大步超常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高昂的成本，产生、加重、延展了诸多失调，现择影响广、损失大、危害深的开列如下：

（一）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失调，生态环境恶化，“绿色”成了“稀物”

这个大失调，是个老毛病。自1950年代后期，就出现掠夺性的经营方式，农业广种薄收、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林业重采轻造、过量采伐；牧业过牧超载、靠天养畜；渔业酷渔滥捕、重捕轻养，“破坏生态平衡，致使资源衰退，形成了农业的恶性循环”（《中国综合农业区划》，1985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改革开放后，掀起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和一波又一波的“开发区热”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强力推进，农用土地流失加快，“三废”排放严重，环境污染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1950-1960年代的严重时期，并与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构成我国三大环境问题。全国每年由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900亿元，如果计算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我国2001年环境损失可能超过GDP的10%，真实的GDP可能是负数（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近乎无水不污、无土不毒、无城不霾的生存空间，对人们呼吸、饮食健康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则是无法计算的。

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成了稀物、奢侈品，于是“绿色”发展由此而生。

（二）人力资源用、养失调，“创新”根基薄弱，转型升级艰难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劳动者技能要求越来越高，而技能劳动者尤其是中高级技工短缺。凡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大国，其在产业工人中占比40%（日本）、50%（德国），中国仅占5%，高级技工缺口高达千万人，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瓶颈。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高技能人才只占4%，普通技能人才占20%，没有技能的占到76%。二三亿农民工，初中以下水平居多。大学生由于自身素质与技能同产业结构演化升级要求不尽匹配，带来结构性失业风险。

管理层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和大小企业头头，事务繁重，忙忙碌碌，学习充电机会少，多吃“老本”，入不敷出，难得出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本培养，非三五年之功，用、养失调中呈现的只用不养、重用轻养、养跟不上用、养与用不对路的问题，非从长计议难以缓解。

（三）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少子化、三元化严重，“共享”问题突出

中国“未富先老”，自2000年就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2016-2025年为超速老龄化阶段，2020年进入“人口老龄化最大的浪潮”，2050年每3个中国人1个老人，共有4.87亿老人。0—14岁少儿人口2016年2.2亿人，30多年间下降1.2亿人（1982年3.4亿），少儿人口占总人口16.5%，首次低于老年人口0.1%，大大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且存在向超少子化演进的趋势。2021年后，劳动力供需失衡矛盾将进一步加剧，招工难（民工荒）与人力资源素质技能所造成的就业难并存，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性别比失衡（男女比117︰100）导致“光棍危机”也已显现，目前2000万“空巢青年”成为中国式寂寞孤独的群体。民众膳食结构失调（钙、铁、维生素A、D等矿物质维生素未达推荐摄入量）导致的“隐性饥饿”人口3亿，占全球15%。更令人担忧和难平的，还有2.9亿（2016年末）人户分离人口生活在城乡夹缝中，形成颇显中国特色的“三元”（农民、市民、农民工）人口结构，历经30多年了！此为中国最大的不公正、不平等！应列为“共享”发展的头号问题，2020年彻底解决，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匹配。

人口结构失衡，明显给“共享”带来许多问题，乃至影响国力的增强，因为人口是国家权力双引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动力来源。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已成当务之急，刻不容缓！二孩放开比原计划迟误了5-8年，“二孩”增加量难以弥补“一孩”减少量。

（四）城、乡失衡加剧，贫富分化严重，公平正义受损

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比，改革头七年差距逐步缩小，1985年分别为1.9︰1和2.3︰1，后不断扩大， 3︰1，4︰1，而世界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为1.5︰1。现实中，市民一个月工资比农民一年收入还高，农民用作商品消费的货币仅及市民的1/7—1/10，14亿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只相当7—8亿市民的消费水平，此乃中国经济发展靠内需拉动长期难为之内因。国家宣布2000年“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仅东部地区人均GDP超70%，中、西部仅及东部一半左右，离小康还差一截；31个省（市、区）中未达小康的占48%，占人口70%的农民离小康还差40%左右（我们离小康有多远，《十六大后安徽发展问题纵论》P.64，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城市比存在代际差，科技文卫等事业发展则差几个等级，社会保障相当匮乏，因贫困引起生存危机事件时有发生，触目惊心！农民的社会地位酷似“二等公民”，教育权、发展权、话语权等权益不完善，受损多。

以最低工资作对比，中国公务员工资是60倍，企业高管工资是98倍，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倍和5倍；行业工资差达30倍，而世界平均仅70%。据《中国民生报告》（北大，2014.7），全国各种家庭占有财产比例：最高的1%家庭占有34.6%，最高的10%家庭占有62%；最低的50%家庭只占7.3%，最低的25%家庭仅占1.2%。2017年中国超级富豪（总资产10亿美元以上）多达609人，比美国多57人；北京蝉联“超级富翁最多城市”桂冠，比纽约86人多8人。

民间常说中国城乡宛如两个世界，农村像非洲（32个国家的最低收入已超中国），城市像欧美（特大城市市政建设早已超欧美）。“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圣经·马太福音25章29节》）。“马太效应”在中国何其明显！

（五）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失调，物化严重，世风日下

饱受物质匮乏、凭票度日之苦，久为禁欲主义、“贫穷社会主义”捆绑的国民，一旦改革开放，号召“下海”、经商、挣钱、发财，所激起的追钱逐利的积极性遍及神州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各个人群，连名山寺庙后来也上市商业化运作了。中国徒然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世界，“一切向钱看”一时成了风向标。党委、政府忙于关系GDP增速的多种项目落地开工，主流媒体将丑化讽刺残疾人的小品当作招财进宝的台柱子，虚假广告常在各媒体平台上出现，坑、蒙、拐、骗时常发生，假货、假药、毒食品层出不穷，黄、赌、毒和传销屡禁不止，摆阔、炫富、奢靡成为一种荣耀，笑贫不笑娼，“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与“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遥遥相对）成为一些人的圭臬，求神、拜佛、信风水成为不少官员、富商的热衷追求，“文化塔台、经济唱戏”成为商人吆喝赚大钱的法门。

文化成了经济的奴仆，人反为物役使，“故向万物之美而盛忧，兼万物之利而盛害……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荀子·正名》）物化之重、之害，可见一般。

（六）供、需失调，产能过剩与供给紧缺并存，浪费大，民生损

一方面是不断投资，持续扩张增产，导致过剩的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一方面是民生迫切需求的医、教资源严重不足，中小企业对就业、税收贡献大，发展资金紧缺，常为贷款发愁。由此形成的“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和“贷款难贷款贵”持续了数十年，是否与高干有特殊医疗待遇、官小宝不存在上学问题、中小企业是“皮外肉”有关？

作为国家“宠儿”的国企，享受“国家特许经营”的牌照、因国民高储蓄率而生的金融“补贴”机制和国内市场的贸易保护，然而这些先天的巨大优势并没有让国企巨头们真正“做强”、“做优”（只是合并“做大”），反而养肥了一批“躺着挣钱”的臃肿懒汉，一批精于“山头分肥”的权贵老板。房地产为政府竖形象、创政绩，并携手银行，形成“三结义”，财源滚滚，地源不断，房子越盖越多，势不可当，以致“房子是用来住的”普通常识非要总书记发话不可，正常吗？一边是空房率高企，一边是无房户广布，农民工还有睡涵洞、桥墩、旧车厢和下水道的。

央企中，国资委梳理出的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2041户，涉及资产3万亿（相当国企年利润的2.6倍）。“僵尸企业”可谓中国特色产品，按市场规律，优胜劣汰，不会存在。此乃政府保护养成，管了它生、长，就得管老、病、死，“解铃还需系铃人”！可见，当管得太多、包揽一切的“婆婆”，自身受累，还不讨好。何苦为之？民企自生自灭，不烦你，不扰你，还为你解忧分愁，只要你提供一个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环境，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依法监管到位，不把他们当“二等企业”待，就心满意足了。何乐不为？

（七）财权与事权失衡，基层人少、事多、钱缺，“最后一公里”难通

地方大部分财权，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被中央收回，对事权却未作明确划分，大多事权仍留在地方，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给予一部分弥补。由此，滋生了“跑部钱进”，各地到时上京“进贡”（成百上千的驻京办为“驿站”），忙着“小钱”换“大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转移支付途中跑、冒、滴、漏，“雁过拔毛”习以为常。越到基层，越是“钱少活多”，于是巧立名目收费、搞地方债、寅吃卯粮、政商合作应运而生，助推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重复建设、浪费建设，造就了房地产企业“拿地就能赚钱”的黄金时代。每每“上面请客、下面掏钱”的加薪文件，更让“吃饭财政”县为难，只好“拆东墙补西墙”，负债运行。如今，处于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地方，不断爆出县级财政危机，连曾是中国百强县的县因不够支付公务员工资，不得不“挪用”城乡低保、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专款及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对照财力雄厚的地方，市民享受着政府发的票游览世博会，奥运会还发钱请老外光临，地区间、部门间差距咋这么大？

央、地共同财政事权，包括事关民众最大利益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重大公共服务，由于划分不明确，成为谁都可管谁也不管的地带，30多年一直陷入“有钱抢着管，无钱没人管”的境地，结果是重大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国民待遇、公民权利受损，财政失去了它应有的公共性和公平性。

财政，乃国家理财之政，地方不可或缺。富中央、穷地方是大失衡，权大事少和权小事多是各自失衡，均系不公，乃厚己薄彼、以大欺小、持上役下所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下不对接、难衔接，下达任务实施强力推进，下面只能用造表、填数字、写会议记录来应付。“最后一公里”难通，甚至落空，成了常态。

（八）权力运行与制约、监督失调，欲望膨胀，腐败丛生

“到了我这个级别，就没人管了”，这是1990年代一名厅级贪官忏悔录像感言，挑明了权力运行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现实。尤其“一把手”权力无边，管的多而实惠，决定人事任免，掌控司法审判，直接批复项目、资金；分管领导则成了分管部门的“顶头上司”，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甚至占山为王，划分势力范围，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既有利权，又执民柄，将何惧焉？”（《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胆大妄为，随心所欲，在招商、亲商、惠商中遇“围猎”后，被牵着鼻子走，难免“利欲熏心，随人翕张”（黄庭坚《赠别李次翁》诗），给国、民造成巨大损失。

县级及以下官员，原来还有上级管着，后来上梁不正，下梁也就歪了。民众对官场腐败其实相当敏感，1980年代后期就议论纷纷，反响很大，领导层开始不承认社会主义会产生腐败，只提“腐蚀”，要求“拒腐蚀，永不沾”，后来虽承认，又认为不可避免，公然声称经济快速发展必然产生腐败是世界普遍现象，为自身打掩护，对民众的反腐呼声和举动未予正面理解、及时支持和正确引导，导致贪腐者有恃无恐，腐败愈演愈烈。“若虚心纳谏，形成决策，而非拒谏饰非，姑息养奸，养虎为患，当时的‘一小部分’腐败就不会蔓延扩展为今天的“全面腐败”，给十八届党中央压下艰难、沉重、复杂的反腐担子”（注①：中国智库建设的六个要点，《战略研究》，2016年第4期）。

“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管子·立政》）。百姓企望“三本”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实现！

失调的根源、教训及建议

失调，即失去平衡（失衡）或调节、调养失宜，可谓当今国家（地区）之间、部门（领域）之间、产业（行业）之间、阶层（集团）之间、群体（团体）之间，以及地球村居民身上，乃至宇宙星球之间存在的普遍现象，虽然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较大、较久的失衡，不及时协调，必将受伤、遭害、招灾、惹祸。笔者欲从追根求源入手，汲取经验教训，以对协调矛盾、调节关系、恢复平衡有所裨益。

（一）

上述八大失调，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对矛盾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给经济基础带来较大的发展和变革，而作为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基本未变，不少方面甚至倒退，如政治不清明、法律不公正、道德下降、艺术低俗等，成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革的阻力与障碍，即百姓日常挂在嘴上的“上边的毛病”。导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失调，即“上下失调”，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高又是最深层次的失调，其中政府与市场关系长期严重失调是核心、关键，亦是诸多失调之根源所在。协调这对矛盾的良方，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业已开出，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方对症，药难下，治愈颇费时日，还有不少波折，因病期长，病根深，沉苛难除，积重难返。

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作为领导和设计改革的中央核心领导，就经历了1980年代“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79.4.中央工作会议提出，1981.11.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吸纳，1982.9.中共十二大明确）、“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10.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10.中共十三大），到1990年代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1993.11.中共十四大），一直到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都是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仅前置修饰的程度、范围略异）。历时30多年，最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才为市场纠偏归位，拨乱反正，“起决定性作用”尘埃落定。由此，“足见领导决策层的认识始终是改革的最大约束条件”（注②：中国农村改革再认识，《第一届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P.697，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3）。根源在于，思想上尚未从计划经济的长期偏好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及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

摸索15年的改革开放，见证了市场的明显作用，中共十四大方才确立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取向，因对这一资本主义“专利”心有余悸，故戴了个“社会主义”（实为“计划经济”代词）帽子，以示区别，由此导致语焉不详，涵义不清，理解混乱，众说纷纭。因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两者合在一起，说明不再对立，是个大进步，但内涵实质仍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好像农业基础，很重要，作用大，亦只能当地基踩在脚下。两者关系并非平起平坐，而有上下、主仆之分，市场始终处于从属、次要地位，配置资源的决定权握在政府手中，市场只能听指令、受支配，近呼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限制、利用、改造”政策。政府对“看得见的手”，心中有数，得心应手，放心安心，念念不忘；对“看不见的手”，心中无底，不善调控，提心吊胆，疑虑重重。配置资源、调整结构、发展产业，习惯采用行政手段，市场作用的发挥大打折扣，实际形成了“双轨制”式的“半计划半市场经济”，简称“双半体”。这个“双半体”为官商结合、政商一体提供了各展所能的合法平台，将官员的位高权重和老板的财大气粗聚于一身，造就了一批权贵。他们沾两边光，发两边财，享两边福，成为滋生繁衍大批“老虎”、“苍蝇”的源头，也是生态破坏、资源浪费、效能低下的主因。将落马的官员和老板梳理一下，大都离不开权钱交易、利益勾兑、互相利用，脱不掉资源贱卖、化公为私、过度开发，尤以集团式、家族式、“塌方式”腐败为甚。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看“双半体”，它实属改革半截子工程，或称改革“夹生饭”、“烂尾楼”，是过河行到深水区中央，摸到了许多大鱼，半路停下，不想前行而筑起的一个平台，据此观赏风光，坐收渔利，到了彼岸就无利可图了，“利益固化的藩篱”由此而生。它是“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结果，也是“市场体系不完善”、未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由，成了全面深化改革和“五大发展”的最大障碍。此障不除，公平正义、和谐稳定、发展活力、执政能力、行政效能都将大打折扣，小康社会亦难如期全面建成。

鉴于“利益固化的藩篱”已不是难啃的有机硬骨头，而成了钢筋水泥堡垒，只有靠反腐清障。近五年来正风肃纪的实效，充分证明反腐败是为改革开放扫清障碍的开路先锋，是保障社会经济健康正常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得民心，体现民意。建议党中央从解决“双半体”问题入手，把藩篱 “堡垒”列为反腐重点，集中攻克，一二年内拿下，为“五大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

（二）

中国近40年的改革历程，有成功，有失败，还出现走偏、误导、泛化及错改、改错、乱改、改乱等现象，成就斐然，问题昭然。认真总结经验，深刻汲取教训，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会有参考借鉴价值。

1、找准改革客体，明确目标取向，既要解决市场经济不完善的问题，更要解决市场化泛滥的问题。

市场经济系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取向，公益性企事业当然不在其内，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医卫、教育等改革显然不适用，然而由于市场化的魔力不受“帽子”控制，加上对此认识不足，调控不住，又不分客体的轻率提倡，致使市场化在神州大地各个领域无孔不入，泛滥成灾，俨然成了“没有钱办不成事”和“没有钱办不成的事”的“市场社会”，成为全面腐败的寄主和温床。教训十分沉痛！

农村改革为什么成功快，成效显？关键是“改革目标明确，针对‘大呼隆’、‘ 大锅饭’的经营管理方式，从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入手，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造就了以农户为单位的人人有责的生产主体”（注②）。

2、认识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艰巨性，精心设计，充分论证，先试后行，避免急躁冒进、简单化、文牍化。

十八届三中《决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包括六个方面十六条上百项内容，涉及各个部门和领域，紧密联系，相互交融，单就“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就涉及几十部法律。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处理好“改与法”的关系，系统配套，左右协调，上下衔接，十分重要。“放权”的大头应是还权于民、于市、于社会，中央政府下放地方政府的，要考虑下面是否接得住、接得好，防止产生新的 “卡繁难”。每一项改革任务的具体实施方案，须经点上试验，论证可行后才能推开，农村改革走的就是这条路。

“先试后行，走‘试验-示范-推广’的路子，是中国成功改革的重要路径，是避免改革方案产生偏差或脱离实际、执行不通的有效方法。与此相反，不经调研，不搞试验，不从群众中来，不从实践中来，靠闭门造车下文搞的改革，则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甚至走偏方向。我们需要‘从经验而来擦亮智慧的理性，而不是由理念而下宰割经验的理性’”（农村改革三十年思考，《省社科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汇编》，P.101，2008年9月）。

3、增强“服务”意识，明确“办公”职责，深入实际，体察民情，改进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放管服”改革的目标，也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除靠持续正风肃纪创造清明的政治环境作保障外，建议建立轮流下基层定期（至少三个月）锻炼制度，从接触实际、体验民情中增强“服务”意识和求是精神，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偏向。“两脱离”的主观过度干预由于反规律，出现许多变异和反常现象，如未富人先老，少子超前到，男多女的少，楼起空房多，渠成水不到，瓜熟蒂不落，幼儿上小学（课），小学上中学（课），大学补中小学（课），等等，不胜枚举，皆为失衡，当引以为鉴。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机构（党政群）改革，撇不开精兵简政。“放权的关键是精兵简政，不简政难以放权，不精兵难以简政。机构越改越多、越大，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形成，有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实现”（注②）。鉴于中国政府系世界上人员最众、层级最多、成本最高、权力最大的行政机构，“精”、“简”难度极大，非几年能完成，宜作长远谋划。

人大、政协改革核心也是个正名、归位的问题，人大的“人民代表”名副其实了，政协的事前、事中“政治协商”次次兑现了，则是大功。如此，方能改变广为民间诟病的人大“举举手”的“橡皮图章”和政协“拍拍手”的“休闲福地”形象。

最大、最重、最广失衡的反思

中国农村、农业、农民与之相对应的城市、工商业、市民的失衡，可谓中国当今最大、最重、最广的人权失衡，而从农民本身作出的贡献、付出乃至牺牲，同他们所处的地位、待遇、权利、生活等作一对比，失衡的反差更为惊人，亦是数量最多的国人心里深藏的大不平。农民土改分得的持有政府土地证的田地山林，没几年就被收回，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30年的折腾，又回到分户经营，土地所有权没了，留下了承包经营权；“公社化”时期，农民开荒种地是不允许的，自留地规定不准种粮，家养畜、禽都有数量限制，上街进城要请假，上工时给孩子喂奶也得队长同意才行，生产上何时下种、收割，种植密度多大，队长得听公社、县委号令行事；“大跃进”时期，砍树木、交铁锅炼钢铁，国家征粮连仓底扫净还贴上种子，自己忍饥挨饿，饿死父母兄弟姐妹小孩3600万人（《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文革”期间，全国停工停产停学闹革命，农民照常日出而作，粮食增产，保住了全国人民的饭碗和凭票供应的农副产品，并义务接收1600万城市知青（占城市人口1/10），为他们解决吃、住和劳动就业；改革之初，发明了包产到户、大包干，短短几年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农副产品由短缺变富余，使粮、棉、油、糖、烟等票证成了历史。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剪刀差”农民为国家提供巨额建设资金，至今不断；改革开放期间，农民每年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提供一、二亿多廉价劳动力，提供数千万亩廉价土地，两大生产力要素与引进外资结合，方才创造出今天丰厚的财富。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来自农业人口红利和农村土地红利起了核心基础作用。广大农民的大量存款，绝大部分都给城市工商业用了。凭心而论，据实而言，这里面存在着财产剥夺、危机转嫁、风险分摊、权益侵蚀诸问题，与革命时期公开的“打土豪、分田地”比照，实属隐蔽的“劫贫济富”，亦可谓“化私为公”，与贪官污吏、暴发户、红顶商人的“化公为私”形成鲜明反差！暴露出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秘诀和多数人贫困的根由。

农民工付出巨量剩余劳动的同时，更大的牺牲是6000万留守儿童的教育和亲情的失落，在心理上、智力上、性格上、学业上的影响更大更长远。他们是“失爱”的一代，与城市“溺爱”的一代形成两极，成为又一大失衡。“十三五”规划的5575万脱贫人口，比世界人口排名24位的南非人口还多，而更关键的权利贫困、知识贫困，却不是一个五年规划所能解决的。任重道远！

中国农民是最艰难、最勤劳、最朴实、最忠厚、最忍耐、最包容的人，又是贡献付出最大的群体，然而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生活最苦、权力最小，天灾人祸、工伤事故受害最多、最重，血汗工厂和黑矿山使用的童工都是农村失学的中小学生，农民矿难车祸死亡的赔偿只有市名1/3，同命不同价；选人大代表，市民26万人选一名，农民却是96万人选一名，同权不同票！农民一年的劳动收入抵不上市民一月的收入，去年（2016）全国2.9亿常住城市的农民工仍生活在城乡夹缝中，未能入城市户籍；更令人不解的是规划到2020年，仍有2.1亿农民工处于这种状态，只有劳动权，没有落户权，不知这是什么政策？什么道理？是不是“城市本位”太严重，“官本位”又支持，仍视他们为“盲流”，制门槛阻断“共享”，分等级加深撕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相悖！在国际事务中，我们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农民工参与城市共建却不能共享，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却不能共赢！我们都向世界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国人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也十多年了，怎么在“三农”身上旧的“二元、”“二体”未消融，新的“三元”、 “三体”却出现了呢？这不是明显的重城轻乡、重市（民）轻农（民）、扶强凌弱、欺软怕硬、嫌贫爱富吗！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相背离。

尽管国家早就提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际上仍然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哺育工商业，农民奉献市民；“少取、多予、放活”的方针农民欢迎，但给了“三农”一些补贴、支援，就把“倾斜”挂在嘴上，写在纸上，实际上天平的指针仍斜向“三农”一边，回到正中还差不少；更让人看不惯的，是官员们在发给农民的“好处”时，呈现一副施恩赏赐的姿态与神情，却不知弄倒了官民关系、干群关系，忘了过去，失了初心。“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危险的革命战争时期，之所以未能被消灭，反而不断发展壮大，广大老百姓的无私关爱、倾心支持和舍命保护起了决定作用。老百姓其实是共产党的大救星，可谓‘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共产党’。党和全体党员绝不能忘记这个真理和史实，它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等重要，时时念颂在心，为人民干实事、办好事就是尽职尽责，回报衣食父母的养育和救命恩德，并非向人民施舍和布恩”（注③：作风问题：发展战略短板，《战略研究》，2013., 第5期）。农民仍是当今中国最多、最大、最广的老百姓，在第一个百年快到之时，提这个醒，十分必要。

农民还是我国唯一没有自己组织的群体，加上自身的“三弱”（农民弱势、农业弱质、农村弱肉）特征，遇到强征强拆，变成“三失”（失地、失业、失家）农民，无人代言，没有反映话语权的通道，只有上访喊冤，乞求“青天”为民说话，但遭遇的是截访、迁送，乃至拘留。“维稳压倒一切”，自然压倒“维权”。权力的傲慢和肆意，缘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浓厚意识，欲要根除，得靠民主政治的真正建立！

如今，最先进的高科技、高设备中国有了，别忘了最落后的生产方式还在农村发力，不少还是镰刀、锄头加机械，耕地靠牛、人畜合作、肩挑背扛屡见不鲜，点灯用油、刀耕火种犹存。中国的高铁、高速可谓世界瞩目，基础设施盖过欧美，不少人（特别是常出国的）已在讥笑美国飞机跑道开裂，摩天大楼不如上海，却不知这些超前建设与拉动GDP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使GDP总量超前十来年攀上世界第二，从而使基建投资永不停歇、越滚越大成了惯性和路径依赖，那届党委政府都不愿放松，都朝着“翻番”目标狂奔，刹不住车了。虽然口头上说不以GDP论英雄，不作唯一考核政绩的指标，规划本也注明属“预期性”，但仍居首位，还是硬指标，比众多软民生目标的弹性措词明确得多。于是，立足于风险可控范围内，持续大投大建，就成为“保增长”的高招。转变增长方式从“九五”就提出了，不彻底转变这一指导思想总难成功，关键要摆脱“翻番”的紧箍咒，脚踏实地回到“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来。所有目标都应服从这个目的，有违的、不合的，就应修正，切勿主次不分，本末倒置。同计划经济时期的积累与消费、治坡与治窝失调类似，现在是民生欠账太多、太长，广大农民为头号“债权人”，“债务人”须认真妥善做出“还债”计划，限期还清，不能一门头的热衷接力发展棒，以“新官不理旧事”一推再推，越积越多，“债多不愁”。

“经济发展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发展和其他建设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然仅是物质和这个基础而已，许多非物质的需求，如精神文化方面问题就不是光有物质能解决的”（注③）就国力和人民幸福而言，与GDP不一定成正比，无论是总量和人均量。中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GDP居世界第一，却败给了英法联军，以后一直走下坡路，落到世界很贫穷国家之一，如今又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按2016年人均GDP，中国步入世界中等上收入经济体（第二档次），人均量排名升至第77位，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17.7.1发布）；计算农民人均GDP和收入，则排在第120位以后（简称“百二”）；最低收入的差距更大，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在183个国家（地区）中排名158位，倒26（后25国，非洲14个，亚洲8个，大洋洲、美、欧各1个）。人均GDP低的不丹小国，2006年“国民幸福指数”（简称GNH），名列世界第8，亚洲第1，人均GDP仅1400美元。联合国2011年决议，敦促所有成员国把国民幸福作为发展目标。中国的现实颇像“大跃进”时的粮食征购，“GDP越大政府拿的越多，且增加幅度多年高于GDP增速，国家财力相当充裕，而居民收入增速长年偏低，劳动收入比例持续下降，足见大多数居民特别是靠劳动收入的居民还是低收入，全国居民消费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为世界平均水平65%左右），这就是国家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居民却无“老二”感觉之所在。显然，“国富民穷”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国内最大的失衡、失调、失公！”（注①）“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荀子·富国》）。值得高层警醒！

国民对无获得感的目标，尚来不感兴趣。“大跃进”中，生产队订计划，讨论水稻亩产订250斤还是280斤，争论激烈；后来要订四五百斤，说话的人少了；最后订七八百一千斤，就都不吱声了。像2000年全国大多数人口和近半数省（区）尚在小康生活线以下，仅全国人口平均达800美元，就宣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有何意义？以后制定规划目标，又不是从原规划完成的实际出发，而是在已经确定的目标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新要求，即“虚对虚”，且连续加码，由GDP总量翻番到人均GDP翻番，又进到人均收入翻番；由小康生活到小康社会，又由建设进到建成，一字之差，重若千钧！一系列的自动加压，不知何故？有何依据？可经论证，可行性如何？辽宁省检查清理虚高GDP的勇气可嘉，并未丢“面子”，而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表现，是保护人民的明智之举，因为吹牛是要交税的（“大跃进”横征过头粮即是佐证）。

金钱，财富，人见人爱，本身不坏，倒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关键在于怎么来？怎么分？怎么用？如果追钱逐利的规则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机会是均等的，财富的追求可以助推社会往精神文明提升，之所以两个文明失调，与分钱、挣钱、捞钱的潜规则盛行、旁门左道太多有关。国民不患多而患不均，2020年GDP翻番目标即使达到，亦难保人均收入翻番，因为两者不同步，差得远。中国最低工资只占人均GDP的25%，远低于世界平均58%的水平。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上，让他们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才会有获得感、满意感。如今，当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享受展现“老二”的风光时，别忘了国内百姓“百二”的处境，这一“面子”和“里子”的巨大反差，可谓中国又一个最大、最深、最广的失衡，协调解决这一失衡以及前述诸多失调、失衡，全在于党委政府真正“以人民为中心”（非以经济为中心），各正其位，各行其言，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显其贤，为人民主持公平正义，实现“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官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悫 ；是明主已”（《荀子·富国》）。如此，民之所望！国之大幸！“五大发展”方能由理念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