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商与唱戏,一个忙挣钱,一个搞艺术,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但徽商与戏剧却有着不解之缘。徽商为戏剧提供了生存的条件、成长的舞台、提高的动力、创新的机会,戏剧给徽商提供了精神的享受、带来了虚荣的满足、架设了和官员沟通的桥梁。 有钱有品位的徽商,当物质生活富裕后,追求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成为下一个“时尚”。明清时期,富甲一方又有文化的徽商对戏剧情有独钟。 正是由于徽商,戏剧才得以生存,得以发展、得以提高、得以创新,最后诞生了国剧——京剧,徽商对戏剧艺术的贡献,功莫大焉。 蓄养家班,徽商为官员输送“精神鸦片” 没有经济就谈不上艺术。戏剧是一种纯艺术活动,它的存在是要由经济支撑的。你要唱戏,就得有人管饭。戏剧演员不可能喝着西北风去唱戏,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明清时期徽商恰恰就是给戏剧演员“管饭”的老板,从而为戏剧提供了生存的条件。 扬州是徽州盐商的大本营,巨商大贾,拥资百万、千万,为了追求精神享受,首先纷纷建造园林别墅,因此与其他各地相比,“扬州以园林胜”已成一大特色。 像清代徽商马曰琯的“小玲珑山馆”,素有“街南书屋十二景”之称。素有“四元宝”之称的徽商黄氏四兄弟——黄履晟、黄履暹、黄履炅、黄履昴等,以盐致富,在扬州建有易园、十间房花园、容园、别圃等。歙商汪氏建别墅曰南园,内有“深柳读者堂”、“谷雨轩”、“凤漪阁”诸胜。歙商徐赞侯住在南河下街,有“晴庄”、“墨耕学圃”、“交翠林”诸胜。大盐商江春的“康山草堂”、“随月读书楼”等更是不得了,连乾隆皇帝都屡次光顾。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中所记载的扬州园林大部分都与徽商有关。尤其是康熙、乾隆下江南,每次到扬州,徽州盐商为了邀宠,将园林一次次美化,甚至赶造新的园林。正如《水窗春呓》所载:“扬州园林之盛,甲于天下。乾隆六次南巡,各盐商穷极物力以供宸赏,计自北门直抵平山,两岸数十里楼台相接,无一处是重复。” 再好再大的园林如果仅仅供自己消遣,迟早会感到乏味和无聊。所以徽商这些“园主”们还经常邀请文人学者来此聚会,吟诗作画,你唱我和;有的学者甚至在此居住,读书治学。当然更重要的是凭借自家的园林演戏,广邀当地的官员、名士前来观看。这才是徽商的大气派! 以现在的角度看,徽商虽没有学过公共关系学,但运用起公关策略来却是“九段高手”。这也难怪徽商,在那个“官本位”的社会,一切权力、一切资源都攥在官员手中,你要想获得经营特权,不求官员行吗?送礼固然是一方面,但除了物质的东西外,总要有点精神的、文化的东西。那时不像现在,剧团、剧院各地都有,看戏听歌,小菜一碟,好莱坞大片也毫不足奇。甚至国家大剧院里世界明星的演出,也是认票不认人的。那时哪有这些文化娱乐,所以请官看戏,对官员来说可是一种高级的文化享受,对徽商来说就是一种高级的精神“贿赂”了。 徽商深知戏剧的特殊作用,所以纷纷蓄养起很多“家班”,即家庭戏班,以便随时演出。蓄养一个“家班”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是仅仅“管饭”就行的。要有创作、要有导演、还要配服装、道具,天天排练,这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据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上载:“最奇者,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三万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呢?清中叶江苏的米价平均每石一两,三万两银子可买三万石米。你想一年要花三万两银子蓄养“家班”,除了徽商谁能负担得起? 有了“家班”,自然就要演出,所以每逢岁时节令,徽商就诚邀当地官员、名流学者前来看戏。不掏一文钱,在优雅的园林中,享受着高规格的待遇,观看难得一见的戏剧,你能不感谢徽商吗?能说徽商不好吗?只要这样,徽商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们与官员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而对戏剧演员来说,面对这些高贵的观众,谁不愿意使出浑身解数,一展歌喉、一施绝技呢! 这真是歪打正着。徽商花费重金蓄养“家班”,原是半为自己享受,借机炫耀;半为拉拢达官贵人、名流学者,乘时献媚,谁知客观上却为戏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徽商为戏剧演员提供了生存条件,戏剧演员们有吃有穿,自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戏剧中去而不致有后顾之忧。徽商又为戏剧演员提供了实践舞台,不时的演出,而且面对高贵的观众,使得他们不断地切磋技艺且不敢有丝毫懈怠。 不敢懈怠的是戏剧演员,敢于玩乐的是皇帝。康熙、乾隆时期,两位皇帝都曾先后六次南巡,必到的是扬州,迎驾少不了的是徽商。徽商(主要是盐商)不但要承担巨额的迎驾费用,而且还要组织唱戏“以供宸赏”。 且看历史记载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的盛况:“高宗第五次南巡时,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清稗类钞•巡行类》) 又载:“南巡时须演新剧,而时已匆促,乃延名流数十辈,使撰《雷峰塔传奇》,然又恐伶人之不习也,乃即用旧曲腔拍,以取唱演之便利,若歌者偶忘曲文,亦可因依旧曲,含混歌之,不至与笛板相迕。当御舟开行时,二舟前导,戏台即架于二舟之上,向御舟演唱,高宗辄顾而乐之。”(同上) 皇帝高兴了,徽商花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据史籍记载,在迎驾时节,扬州戏曲演出极其兴盛;即使平时城里城外的“堂戏”、“台戏”、“大班”等各种演出同样频繁不断。 当然“家班”也并非有钱人想养就能养的,因为戏剧演员不是人人想做就能做的,是非得有一定技艺的人不可的。因此有幸蓄养“家班”的徽商可以想看就看,而那些无缘“家班”的徽商尽管财大气粗,也只能趁空延请戏剧演员来家演出了。 江苏淮安的大盐商汪氏侨此营商已两百余年,家富百万。但他家就没有“家班”,要看戏只好到外地请。清代中叶,每年端午节以后,天气渐热,苏州的名优就开始停演了,谓之歇夏。于是汪氏就乘此空档用重金延请名优。毕竟炎热敌不过白银,在雪花银子面前,戏剧演员哪舍得“歇夏”呢,也就翩然而来了。汪氏一直把他们留到八月中秋以后才回去。这期间可不得了,史载:“此数十日午后,辄布氍毹于广厦中,疏帘清簟,茶瓜四列,座皆不速之客,歌声绕梁,笙簧迭奏,不啻神仙之境也。”(徐珂《清稗类钞•豪侈类》)在这“歌声绕梁,笙簧迭奏”的“神仙之境”,徽商是享乐了,他们哪里想到,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演出中,演员的腰包鼓了,技艺也无形中提高了。 搭唱对台戏,戏剧技巧由此提升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精于此道的徽商竟别出心裁,在演戏上也来个“货比货”——组织两个戏班唱“对台戏”。 明代南京城内有不少戏班,但最著名的是两个:兴化部和华林部。一日某徽商忽发奇想,用重金请来这两班人马唱戏。他在自家园林里搭建相邻的两个舞台,一在东,一在西。为了营造气氛,这位徽商遍邀金陵贵客,那些达官显贵、妖姬静女,听说看戏,莫不毕集。当时列兴化部在东边舞台,列华林部在西边舞台,同唱一出抨击前朝奸相严嵩的《鸣凤记》。开场伊始,引商刻羽,抗坠疾徐,可谓不相上下,台下观众一片叫好。谁知演到严嵩出场时,情况突变。西边舞台扮严嵩的是李伶,东边舞台扮严嵩的是马伶。举手投足、侃侃而谈之间,高下立分。坐客渐渐移到西边,看到精彩处,甚至大呼命酒,高声喝彩,而东边只有寥寥数人了。很快东边舞台就戛然停止了。原来马伶演不下去,已易衣开溜了。
其实,马伶在金陵也是有名的戏剧演员。他这一走,兴化部群龙无首,又不肯另拜他人,只好停演,华林部就独擅金陵梨园了。谁知三年后马伶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而且又找到当初的那位徽商,请求再演一次“对台戏”。徽商慨然应允。仍然是上次的戏台,仍然是上次的观众,仍然是上次的剧目——《鸣凤记》。但这次可不比上次,待到马伶出场,举手投足、侃侃而谈时,活脱脱的一个严嵩再世,台下一片喝彩。东边的李伶知道不妙,立马停演,匍匐在马伶面前,口称弟子了。 马伶又从哪里学得这一身绝技呢?原来上次扮演严嵩,他知道输就输在从来没有和官员打过交道,更别提当朝一品宰相了,所以投手举足之间,与朝廷高官举止相差甚远,自然一败涂地。为了能够观摩朝廷高官的日常举止,他竟然一路到了北京,打听到当朝宰相是昆山顾秉谦,于是想方设法,托身为相国家的门卒,而且一干就是三年。三年期间,他“日侍昆山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作为戏剧演员,能够“深入生活”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学不像的呢?所以他重返舞台时,自然将严嵩演得惟妙惟肖。 徽商组织“对台戏”,本意是为了取乐,不想却刺激了某些演员,使他们不得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艺,从而推动了戏剧的发展与提高,这不能不说是徽商的一个贡献,尽管这是歪打正着。 徽班进京,京剧终呱呱坠地 清代皇帝个个是戏迷,尤以乾隆为甚。这位“十全老人”虽经常征调戏班到宫中演出却仍不过瘾,还要不远千里六次到扬州看戏,在徽商的调教下,扬州戏班给这位老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十全老人”八十大寿,这是全国上下的头等大事,不用说,宫里宫外忙得不亦乐乎!地方上最会凑热闹的恐怕就数扬州了,因为扬州最富,戏班最多,皇帝最喜欢。扬州主要靠盐商,盐商主要是徽商,徽商深知这正是向皇帝献媚的好时机,哪能袖手旁观呢?所以在盐运司官员的授意下,总商徽州人江春立即以重金组建艺术精湛的戏班——三庆班进宫演出,为皇帝祝寿。三庆班以“二黄耆宿”高朗亭为首,徽商江春做梦也没有想到,三庆班这一去,却开辟了我国戏剧的新纪元。 三庆班进京一炮打响。不仅在皇宫演出风头独健,在民间演出也名声大振。那时戏曲分花部、雅部,雅部指昆腔,花部指昆腔外的地方声腔,而徽班不但善演花部诸戏,而且对雅部也很熟悉。徽班所具独擅两部的特长使得其他戏班不得不甘拜下风。三庆班在北京立足后,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安徽戏班相继进京。在演出过程中,六个戏班逐渐合并为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当时戏庄演戏必用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庆乐园、三庆园必以徽班为主。 据《清稗类钞》第101卷《徽班世家》载:“嘉庆以还,京师苏班量就衰微,徽班仍遂铮铮于时。班中上流,大抵徽人居十之七,鄂人间有,不及徽人之多也。其初入都,皆操土语,侨居数代,变而为京音,与土著无异。伶界最重门阀,而徽、鄂人后裔之流寓在京者,大抵均世其业,称为世家,诸家姻娅相连,所居皆在正阳门外五道庙一带。” 徽班在演唱二簧、昆曲、梆子、啰啰诸腔的基础上,又兼容并蓄,吸收北京曾经流行的京腔(高腔)、秦腔中的长处,丰富自己,逐渐演变成京剧——中国的国剧也就此呱呱坠地了。 历史已过去两百多年了,当我们今天在大谈振兴国剧的时候,是不应忘记明清徽商的这些贡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