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商创新精神的孕育之源。首先,徽文化在商业认识上的突破为徽商创新精神的孕育提供了社会条件。南宋以后,特别是明代以来,由于朱熹、王阳明、王艮、王畿、李贽等对商业、商人地位有重新认识的思想家的影响,由于商品经济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商人势力的增强,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在徽州发生了动摇,逐步形成了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新四民观”。其次,徽文化熏陶下的高文化素质成为徽商创新精神形成的人本基础。徽州乃“程朱阙里”、“理学之邦”、“东南邹鲁”。徽商在幼年时期大多在由宗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受过启蒙教育,从贾之前就知晓诗书,粗通翰墨,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从贾之后,他们仍然好学不倦。许多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书画家、金石篆刻家、出版刻书家、戏曲家、经济学家、收藏家、科技巨匠等。

　　鲜明的进取意识:徽商创新精神的主体之魂。主要表现为:一是不甘穷困,矢志千里。徽商背井离乡、出外经商不仅仅是被动的谋生之举。徽州人的骨子里,早已把经商视作经儒一样的宏图,“走出徽州”实质上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和阶梯。二是坚韧不拔,矢志不渝。徽商的行商之路艰险异常,仅走出徽州就可谓陆路有山障,水路有滩险,在跋山涉水中还要忍耐无尽的感情煎熬,而徽商没有回头,有的甚至几十年都不再回来,对于经商失败的,宁愿客死他乡。三是不畏挫折,百折不挠。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光绪《祁门倪氏文族谱诰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四是不甘平庸,勇于超越。徽商之所以能够执明清中国商界300余年之牛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墨守成规、“小富即安”,而是志存高远,江春、胡天柱、汪定贵、胡雪岩、程量越等著名徽商的成功之路无不诠释着这一点。

　　徽商创新精神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有:其一,以文化创新为先导。如果说,徽商代表了中国商业的一次崛起,那么首先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它倡导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商业道德,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商务理念,这一切都源于博大精深的徽文化的影响。这深刻地启示我们,创新必须以文化创新为先导和前提,通过文化创新,在全社会营造以创新发展为荣的导向,形成鼓励尊重创新、宽容创新失败的氛围,使创新创业成为全体民众的共识和践行目标。

　　其二,创新必须以务实权变为根本。“徽骆驼”和“绩溪牛”作为徽商的形象概括,体现的是坚韧不拔、勤恳务实和趋势求变、抢抓机遇、开拓进取的统一。我们继承徽商创新精神,绝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要把徽商的吃苦耐劳、实事求是和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统一起来,坚持务实权变,推进创新发展。

　　其三,创新必须以开放融合为动力。徽商历史证明,走出徽州是成就徽商的关键,而每一次地域的开拓都带来了徽商新的繁荣昌盛,这也有力地说明,徽文化只是孕育徽商创新精神的土壤,创新精神最终是在徽商搏击天下中形成的。这昭示今人,创新发展必须以开放融合为动力,只有紧扣时代,放眼世界,坚持开放发展,融汇一切先进的思想和制度、技术,才能不固步自封,坐井观天,引领时代风尚,实现持续创新发展。

　　其四,创新必须以提升人的素质为关键。创新之本是人,徽州建筑有一个特殊构造——“商”之门,最上一点是个元宝,代表效益,下面两个门框由人进出,代表商字中间的“人”、“口”二字,体现了“人本”思想。这警示我们,创新的本质是人的自我解放与扬弃,是自我素质的不断提升。今天,我们要创新发展,仍然要抓住提升人的素质这一关键,使人的素质成为撬动全社会创新发展的坚实“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