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江三角洲的历史演化过程

上海，简称为“申”，后来简称为“沪”。春秋战国时期，上海是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邑，故别称为“申”。楚国的国度在安徽寿县，公元前241年，春申君黄歇受封之时，黄浦江还是一条无名之河，河中由于泥沙淤积，河床过高，常常泛滥。黄歇带领百姓进行开浚，疏通了河道，筑起了堤坝，使这条河造福于百姓。人们为了怀念他，将这条河改称为春申江，简称申江。后来，人们便以“申”代称上海。经历秦汉、唐宋后，元朝设立松江府，松江即沪江，所以后来也成为“沪”。明清时期，建立“南直隶”（1630年）和清朝（1645年）设立“江南省”，范围包括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浙江省嵊泗列岛等地。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将江南省拆分为“江南右”与“江南左”。1667年，“江南右”取江宁府(今南京)、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省；“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今黄山)首字，称为安徽省。明清300年徽商鼎盛，发源于安徽、江南各市是总部基地，遍布大半个地球。长三角三省一市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人文相似、人缘相亲、产业相融，有一体化发展的深厚基础和历史底蕴。

简要说明这个历史，为了说明两点：其一繁华与落后是相对的、历史变迁的结果。几千年前安徽寿县是首都，是最繁华的都城，上海只是小渔村；其二是安徽一直是长三角区域。不存在什么融入不融入的“伪概念”，安徽本来就属于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长三角城市群的历史变迁

早在1976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其《世界上的城市群体系》论文中，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列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

在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成立上海经济区，1983年挂牌。上海经济区最初的范围是10个市，分别是上海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宁波市和绍兴市，以上海为中心。1984年10月，由原来的10个市调整为上海市、江苏、浙江和安徽省；第二次，是1984年12月，由三省一市扩大为四省一市，江西省加了进来；1985年3月20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了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提出十项工作内容：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章程（草案）；加速太湖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和当前采取防洪措施的意见；关于组建上海经济区国土规划设计研究的意见；采取多种办法、多样形式把能源问题解决好；对《为华东电网装机容量翻一番而努力》的意见；努力开好上海经济区经济技术协作会议的意见；筹办上海经济区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的意见；上海经济区研究会有关问题的请示汇报；建设沪宁、沪杭甬高速公路的意见；上海经济区四港情况和意见。第三次，是1986年8月，国家计委同意福建省加入，变为五省一市。虽然山东没有在内，但是，每次开会都邀请山东参加，这是最为广阔的范围界定。1988年6月1日，国家计委办公厅发文，通知“撤销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1988年7月，上海经济区规划办最后一次省市长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主要通报了国家计委“撤销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通知。

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过完春节回到北京后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2年1月31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上海语重心长地说“浦东开发是晚了，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1992年10月11日中央批准设立浦东新区，并要求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发展。安徽随即提出“呼应浦东，开发皖江”的口号。1992年建立的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通、泰州、常州、湖州、嘉兴、镇江）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制度，2003年台州加入，由于江浙害怕被“极化”，没有出台具体措施。第十次会议于2010年3月26日在嘉兴举行。会议以“用好世博机遇、放大世博效应，推进长三角城市群科学发展”为主题，听取了第十次市长联席会议工作报告。同意吸收合肥市、盐城市、马鞍山市、金华市、淮安市、衢州市6个城市为协调会会员，共22个城市。但是2010年6月，《国务院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批复》（国函〔2010〕38号），《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区域面积21.07 万平方公里。规划以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16 个城市为核心区，统筹两省一市发展，辐射泛长三角地区，并没有安徽城市。第十三次会议于2013年4月13日-14日在安徽合肥举行，又有芜湖、连云港、徐州、滁州、淮南、丽水、宿迁、温州等8市，共30个城市。2018年4月12日，长三角协调会第18次市长联席会议于在浙江省衢州市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吸纳铜陵、安庆、池州、宣城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提案，长三角协调会成员单位达到34个城市。

这段历史可以反映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共同愿望，体现了开放精神和协调发展的一致意愿。

三、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和政府谋划新的区域战略，于201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随后2016年6月3日国务院发文批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批复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9市、浙江省8市和安徽省8市，区域面积21.17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2%。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 26 市被纳入。苏北的宿迁、连云港、徐州、淮安四市和皖北的阜阳、六安、亳州、淮南、淮北、宿州、蚌埠七市，皖南的黄山，以及浙南的温州、衢州、丽水三市未被划入长三角城市群范围。长三角城市群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范围内，由以上海为核心、联系紧密的多个城市组成，主要分布于国家“两横三纵”城市化格局的优化开发和核心开发区域。

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发挥上海龙头带动的核心作用和区域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交通运输网络培育形成多级多类发展轴线，推动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强化沿海发展带、沿江发展带、沪宁合杭甬发展带、沪杭金发展带的聚合发展，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南京都市圈包括南京、镇江、扬州三市，杭州都市圈包括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四市，合肥都市圈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苏锡常都市圈包括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宁波都市圈包括宁波、舟山、台州三市。并定义了上海为核心，南京、杭州和合肥为副中心的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的基本定位为，最具经济活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排头兵；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区。

2018年6月1日，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三年行动计划覆盖12个合作专题，聚焦交通互联互通、能源互济互保、产业协同创新、信息网络高速泛在、环境整治联防联控、公共服务普惠便利、市场开放有序等7个重点领域，形成了一批项目化、可实施的工作任务。重点是推进“六个一批”：抓紧编制一批专项规划，启动实施一批专项行动，率先制定一批实施方案，推动落实一批重大项目，积极搭建一批合作平台，全力推进一批民生工程建设。回顾2008年以来，国家层面针对长三角地区共出台过三个文件，即2008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1-2020）》，2016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均不属于国家层面的规划，没有进入国家战略。

以上历程可以看出两点：其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不是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只是国家发改委主导，国务院批复的区域性规划；其二，这一规划促使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从“会议”层面的协商，进入了实质性的项目实施阶段。

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进入了国家层面的区域战略。随后，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同步作出《关于支持和保障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决定》，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见表1）。目前，国家发改委当前正启动编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此外交通部也正在编制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相关规划。三省一市也在深入研究，进一步谋划和细化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路径、策略和政策；并且，这次的地域范围是全域的，即将三省一市的行政区域全部包括在内，系统谋划发展战略。

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里涉及到两个关键词：高质量和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有两层意思四种组合，即高与低、速度与质量，高质量高速度、高质量低速度、低质量高速度、低质量低速度，因此，高质量发展只能是前两者。一体化发展（integrative development）内涵丰富，涉及到领域和地域有很高的复杂性。从地域来看，行政区划不同造成的非一体化；从经济来看，发展水平差异所造成的非一体化。如何实现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具有挑战性的难题，新的规划必须围绕着这两大难题展开，推进一体化发展，还要在高质量上做足文章。

五、我给安徽的几点建议

安徽作为新兴发展中省份，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村改革成为全国发祥地，民营经济点燃全国火种，农村税费改革率先突破，科技创新在全国有亮点，区域性发展战略实施有效果，经济总量在全国位次有所前移，但总体上看“经济总量居中、人均量靠后、整体发展不足”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时值当下，安徽在传统经济发展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又面临着转换动能、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在工业化任务尚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又迎头遇到了经济信息化、数字化的新任务；在承接产业转移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供给侧结构性过剩随之到来。实现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安徽与江浙沪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差距。因此，安徽省在与江浙沪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将面临着特别艰巨繁重的任务和十分严峻的挑战。因此，谨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1.深刻领会“一体化发展”内涵。一体化发展（integrative development），来源于产业组织理论，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把若干分散企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组织。上下游企业的控制权合二为一，进行一体化的经营，称为纵向一体化；将经营相同产品的分散企业合为一家企业，实现一体化经营，称为横向一体化。后引入到区域经济学，指多个原来相互独立的主权实体，通过某种方式逐步在同一体系下彼此包容，相互合作发展，如欧共体。一个国家内部的各行政区域一体化发展，其实质是化解行政区域之间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性障碍和制度约束，实现自由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就是要三省一市的去行政性壁垒，统一制度性规定，统一市场规则。一体化不是均衡化、不是平均化，也不是对口支持，相互帮助，平均发展。

2.安徽要树立“主体”发展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安徽发展滞后于江浙沪，与其形成了较大幅的落差。从思想意识层面来看，主体精神不强，主动发展不够，与江浙沪在思想观念、制度性规定、机制、政策和具体行动能力上，形成了较大差距。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希望上海支持（的确基于不少支持）安徽发展，改革开放前期还有相互支持思想；到了后来，寄希望于江浙沪的产业对安徽转移，依附思想较重。经过四十年的实践，特别是浙江经验（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与安徽发展水平相当），充分证明只有发扬主体精神，强化与江浙沪的互动学习，主动谋求发展，彻底抛弃依附思想，以“主角身份、主体心态、主动作为”的发展意识，努力实现与江浙沪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3.关键在于制度政策性对接对标。安徽与江浙沪的发展水平差异，除了一些地理位置、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上差异原因以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区域性制度政策规定和执行上与江浙沪有差异。与江浙比邻区域市县乡镇，在文化、地理位置、人员素质等方面差异不大，很大程度上就是区域制度政策上的差异，制约了人们的行动，从而引起经济社会发展上的落差。因此，安徽要主动查找在制度政策上的落差，特别是在制度政策执行上的落差，主动改进，争取与江浙沪对接。基于目前安徽16各地市发展现状，主动强化学习意识，寻找标杆城市，实行对标发展。没有目标，就没有发展的动力。找准目标城市，逐一对照发展策略，找差距、补短板、育优势、扬特色、激活力，在新时代努力缩小与江浙沪的差距，实现高质量发展。

4.要主动强化与江浙沪互动交流。曾经有学者指出安徽“东张西望”，也许正是因为在区域发展标杆指向上摇摆不定，耽误了发展的机遇。国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给安徽指明了方向，政治上向党中央看齐，经济上向东看齐，向江浙沪学习，已经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因此，主动强化与江浙沪的互动交流，成为安徽的必然选择和必须的行动。是向江浙沪学习，不是向江浙沪“索求”。在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及社会各种组织层面，树立向东学习的意识，学习其政策和落实措施，学习发展经验，学习先进做法，尤其要学习浙江全民创业精神，必须彻底推翻官本位意识、小农意识和打工意识等“三座大山”，从思想观念领域突破经济发展障碍，大力弘扬创新创业精神，营造全民创业的思想文化氛围。积极组织和参加行业交流，培育安徽发展优势，积极导入江浙沪的各种生产要素，来为安徽实现安徽高质量发展服务。

5.扎实做好既有各项重要规划落实措施。稳定区域布局，深入谋划各功能区发展路径和对策。切忌换一届领导，换一种区域布局提法。依据《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规划》《大别山连片开发规划》，深入谋划落实路径和措施，将皖南和大别山区发展成为长三角的后花园，打造“两山”理论的实践样板；依据《中部崛起规划》《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和《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谋划转型升级出路，建议修编规划，去掉“承接产业转移”，强化皖江城市带发展能力，从被动承接转变为主动发展。依据《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和《淮河生态经济带》及《关于促进皖北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深入谋划具体发展路径和策略，强化实施，推进皖北振兴。

6.主动谋划创新高质量发展路径。安徽发展既需要发展质量，还需要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因为本来就与江浙沪有差距，没有速度，就难以缩小差距。在新时期要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追求适当发展速度。要进一步强化创新创业精神，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有通过扩大创业者数量，形成“铺天盖地”，将来才有机会形成新的“顶天立地”的支柱性企业和产业。要转变政府职能，激活和释放民间发展动力和能力。深化体制改革，放松各种行政性规制，政府回归到公共产品供给和维护好市场规则本职，少干预经济，多为发展做好服务；政策着力点必须放在激活和释放民间发展动力和能力方面，才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要转变发展方式，把创新驱动发展重点放在企业。企业是创新主体，尤其是实体经济是创新的主体力量，要推进实体经济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紧密合作，创新有“双赢”保障的合作机制。要转换发展动能，促进制造业等传统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经济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注重培育“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等新兴企业。最为重要的是要建立激励干部大胆作为的良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