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从国家层面到市县层面，都在开展“十四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的研究。尽管处于百年变局下的当今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但规划是对确定性问题的安排，研编国家和地区的中长规划，更需要有对确定性趋向的把握。正因如此，本刊今年第一期刊发的时代观察员文章《在百年变局中认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确定性》，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特别受到承担“十四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研究团队的重视。因为上篇文章对确定性问题的讨论还是粗线条的，应读者的要求，安徽省时代战略研究院观察员对此又作进一步研究，把目光放在“十四五”期间，认为“十四五”中国经济发展有十大确定性趋向，作为上篇文章的续篇在本刊发表，以与广大读者和同行交流。

一、中国社会开始向智能社会迈进

本世纪初涌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实质上是智能化革命。人工智能、5G、区块链、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越来越在深度和广度影响社会、发展社会。就经济领域而言，人工智能正在有效地改造和提升产业结构，推进企业和产业的智能化，不仅越来越多地进入一、二、三产业，而且又孕育和催生出新的产业，这些新的产业可以统称为“智能产业”。这些“智能产业”不仅发展快，而且广泛进入人们的生活和社会交往之中，加快社会发展。主流经济理论一向认为，工业化的最高阶段是进入后工业社会，但后工业社会是什么，主流经济理论并没有说，也说不清楚。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是无止境的，后工业社会只是工业化的最高阶段，而绝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根本特质是焕然一新的智能化，而不是讲了几百年的工业化，由此可以预料，工业化后期会进入智能化，人类社会也将由工业社会进入智能社会。尔后，经过几百年智能社会的发展，人类将会进入比智能社会更高级的新型社会。这样，人类社会就无止境地发展下去，而且越来越进步，越来越美好，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大事、乱事，有多少不确定性，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具有历史的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从生产力角度看，是提升了工业化，带来了智能化：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是更新了工业社会，开启了智能社会。

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使我国抓住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科学技术加快发展，一些重要领域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领域已领先世界，智能产业发展尤快，已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8％，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2019年5G在我国进入商业化阶段，许多有远见的企业都加大对智能化的投资，将会加快我国智能产业的发展。如华为今年以百万元年薪招聘顶级博士生，都是从事人工智能专业的，其中最高年薪201万元的一位博士生，是从事深度神经网络结构自动设计的。华为的决策会被更多的企业效仿，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十四五”期间我国的工业化将会加快向智能化转型，智能产业会大发展，进而推进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战略升级。可以说，中国社会开始向智能社会迈进，是“十四五”期间具有确定性的大趋向。

二、制造业率先向智能产业升级

制造业是工业社会的基础和支柱，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升级，制造业向智能产业的升级是必然的。从我国的国情看，制造业率先向智能产业的升级，是“十四五”期间具有确定性的发展大势。

我国制造业率先向智能产业的升级是有深厚基础的。早在2015年5月，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制造：2025》就提出，我国要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必须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深度融合来实现，具体规划了五大工程和十个领域，其中五大工程包括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的工程、强化基础的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绿色制造工程和高端装备创新工程；十个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个重点领域。可以说，《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是率先推进制造业智能化。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制造业智能化的率先发展；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重点发展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智能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新材料、重大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并组织实施关键技术产业化专项行动，进一步突出了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会推动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特别会推动制造业率先智能化的赋能升级。显然，制造业若率先智能化发展，会从基础上和整体上改变和提升工业经济结构，推进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

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国制造：2025》实施以来，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以高铁、大飞机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突飞猛进，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4.4％，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6.1％，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6.6个百分，装备制造业、特别是智能制造业不仅成长性明显优于规模以上工业，而且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关领域，带动中国经济的结构升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在这些基础上，“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率先向智能产业的升级也就必然具有确定性。

三、最终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拉动力

我国自“十三五”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加大。按照需求支出法统计，从2014年至2018年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最终消费支出和货物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增长中，最终消费支出增长最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如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虽然增速比上年放缓1.2个百分点，但全部最终消费增长（含服务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连续5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在“十四五”期间，由于贸易保护主义仍会持续盛行，而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很大，最终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大拉动力则更具有确定性。

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年稳定提升，消费结构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如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2017年食品消费支出在城镇居民总支出中只占28％左右，在农村居民总支出中也只占32％左右，但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这些服务消费十分活跃，服务消费一直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根据国家商务部信息，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2012年为44.0﹪，2017年为49.2％，2018年为49..5％。与发达国家相比，2018年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占比，美国为68.9％，日本为59.4％，英国为58％，法国为54％，德国为52％，我国已接近德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从的水平。“十四五”期间，我国居民消费会加快个性化、多样化、高级化的发展大势，居民对某些消费品的大众化、排浪式消费，正转向追求高品质、差异化、多样化的选择性消费。中国有14亿人口，最终消费市场规模必然会越来越大，最终消费将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马车”。

四、数据化会开辟网络市场新领域

前面已提出，最终消费会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马车”，但居民消费方式会发生新变化，数据化的网络购销比重会上升。而且，生产消费也会普遍向数据化升级。这样，我国不仅存在着规模巨大的实体市场，而且，数据化还会快速开辟网络市场新领域，这个重大的变化，也是 “十四五”期间在我国具有确定性的发展大势。

在居民的最终消费方面，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刷卡购物已越来越多成为居民的购物或消费付款方式，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持卡消费群体，也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最终消费网络市场。在生产消费方面，由于产业链的拉长和广布，生产投入品也趋向科技化、数据化，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被消费，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有效进行判断和预测，更好地组织和规划生产经营，提高产品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在走向人工智能化时代，数据已成为直接的投入要素，生产消费领域的网络市场则会规模巨大。在“十四五”期间，最终消费和生产消费两个网络市场必然会进入加快发展期。

应该看到，最终消费和生产消费两大网络市场加快发展的重大意义是，数字经济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当前，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为基础的应用广泛进入社会生产和交换，产生了数字媒体、电子商务、电子金融服务，出现了许多新产品、新行业、新业态，互联网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8》，截至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36亿，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为7.53亿，占全球的20.9﹪：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高达54万亿元，居全球第二， GDP占比为60％，增速为17.65﹪，居全球第一，而2 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为22.58万亿元，GDP占比为30.3％。两年间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说明数字经济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年10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国家战略。显然，以数据化开辟的网络市场为基础，以创新驱动为引领，数字经济作为我国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在 “十四五”期间更具有确定性。

五、大健康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最大需要是健康，发展健康产业就成为人民的需求，在“十四五”期间大健康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也是具有确定性的发展大势。

大健康产业是指与维持健康、修复健康、促进健康相关的一系列健康产品生产经营、服务提供和信息传播等产业的统称，具体包括五大细分领域：一是以医疗服务机构为主体的医疗产业；二是以药品、医疗器械、医疗耗材产销为主体的医药产业；三是以保健食品、健康产品产销为主体的保健品产业；四是以健康检测评估、咨询服务、调理康复和保障促进等为主体的健康管理服务产业；五是以养老市场为主的健康养老产业。2017年，我国大健康产业经济规模为62181亿元，占GDP的7.6﹪，比2011年提升2.4个百分点，虽说是“十三五”期间发展最快的产业，但2017年美国健康产业在GDP的占比达到17％，我国与美国的差距很大。另外，从我国大健康产业的结构看，五大领域的经济规模占比，2011年医疗为10.59﹪、医药为58.85﹪、保健为3.30﹪、管理服务为2.40﹪、养老24.86﹪，2017年医疗下降为9.49﹪、医药下降为46.47﹪、保健上升为4.71﹪、管理服务为上升2.71﹪、养老上升为33.04﹪，五年间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养老产业，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阶层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对养老和大健康产业的需求。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大健康产业。2016年国务院颁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我国大健康产业发展作了全面规划，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9年6月24日，国务院又颁发了《实施健康中国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和防控重大疾病的三大重点，对发展大健康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综合有关智库和专家的分析，未来我国大健康产业有五大发展趋势：一是高科技化，未来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双向音频远程、慢病监测、区块链医学等高科技将在医学领域大范围应用；二是精准化、标准化和专业化，未来将通过精准的检测、治疗、康养来构建个性化、专业化全生命周期健康的照顾管理系统；三是智能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将为大健康产业带来变革，AI智能等信息化技术能够提升诊断治疗的智能化的水平；四是融合化，未来的大健康产业将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五是国际化，国际合作与资源共享是未来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趋势。通过“一带一路”大健康驿站建设，为中国与世界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搭建平台。这些趋势表明，大健康产业可以成为“十四五”期间新的增长点。

六、城市化进入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新阶段

进入21世纪，我国新型城镇化进入了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新阶段。经过近20年的发展，城市群的空间结构逐渐优化，较小空间尺度的都市圈成为城市群的主体，全国己形成了发育程度不同的34个都市圈，是引领全国或地区迈向现代化的“航空母舰”。“十四五”期间，培育和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将成为重中之重，而都市圈已将会以同城化为发展导向，也是“十四五”期间具有确定性的大趋向。

都市圈是以辐射带动功能强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地域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都市圈的同城化是指相邻城市之间的通达性在得以提高条件下，人们的通勤空间会由一个城市扩大到相邻城市,普遍出现了同城效应,居民在不同城市间的工作和生活,如处在同一个城市那样很便捷;企业在不同城市间的要素配置和分工合作,如处在同一个城市那样有效率。显然，都市圈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同城化成为必然趋向。

就我国当前而言，大多数都市圈都开始进入同城化发展阶段，正因如此，2019年2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发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2019]328号），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思想是“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同城化发展为方向”，并从空间联系、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市场发展、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城乡融合和发展机制等8个方面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指导意见。目前，各都市圈都在研编同城化发展规划，并会纳入所在省﹙市﹚区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显然，这将更加精细地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极大提升资源配置的规模效应和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七、以“东中一体”协调发展应对南北差距扩大

到本世纪初，我国已形成了东、中、西、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尽管取得了很大成效，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最突出的成效是，中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与发达的东部地区正在形成“东中一体”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出现的新问题是，北方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南北差距逐年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以推进“东中一体”协调发展应对南北差距的扩大，可能会成为“十四五”期间中国区域发展的一种确定性趋向。

先看“东中一体”协调发展。所谓“东中一体”协调发展，是指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打破行区界限，依托高速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网络化的城镇体系，通过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推进而协调发展，与东部相邻的中部地区率先融入东部地区，形成一体化发展的经济板块，进而带动中部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推进中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将会收整体崛起而成为与东部地区并进发展的经济高地，为我国进入世界最大经济强国构建更广阔的地域支撑。这个含义表明，“东中一体”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区域一体化，关键是打破行政区界限，路径是区域合作。从实践上看，2006年促进中部崛起国家战略实施后，中部地区经济持续13年稳定发展，2017年与2005年相比，中部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8.8﹪提高到21.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的程度，由73.5﹪上升到2017年的81.5﹪，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经济总量相当于东部地区的程度，由33.86﹪提高到39.4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当于东部地区的程度，也由44.63﹪上升到56.99﹪。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作为中部省份的安徽、一直坚持东向发展战略，主动融入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建设，2014年成为长三角成员，如今更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成为“东中一体”协调发展的先行区；相应地，在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中，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也融入 “东中一体”协调发展新格局，与长三角地区有着多重关联的淮河生态经济带与陆桥通道东段沿线地区，也将成为“东中一体”协调发展的后续区。

再看南北差距的扩大。按照自然、地理等条件的划分，我国31个省市区，15个属于北方，16个属于南方。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客观上存在南北差距问题。自实施东北振兴、西部大战略后，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自2012年以来，南北差距不仅扩大，而且，区域范围由东北扩大到西北、华北，“三北”与南方经济发展的差距逐年扩大。主要表现，一是南北方经济增速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南快北慢”，如2012年后，北方省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幅放缓，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的省份都在北方。二是经济总量在全国的占比差距拉大，出现“南升北降”的现象，如2012年后，由于北方省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2016年经济总量占全国之比首次降至40%，2018年又降为38.6%。三是南北方内需差距不断扩大，投资、消费“南强北弱”，如在投资方面，2018 年全国有8个省市区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其中北方有7个；在消费方面，2018 年全国有15个省市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方有11个省份，南方仅4 个。四是南北方供给差距不断扩大，工业生产“南强北弱”，如2018年全国有15个省市区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方有9个，南方有6个。五是南北方城市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城市竞争力“南强北弱”，如据中国社科院和经济日报社2019 年6月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7次报告》，城市竞争力前十名的，北方只有北京、天津两座，而三大城市群的发育程度，位于南方的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明显优于北方的京津冀城市群。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十四五”期间很难扭转南北差距局面，而“东中一体”协调发展正处加强趋向。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障全国经济发展的“六稳”，抓住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遇，推“东中一体”协调发展，可以应对南北差距的扩大，而北方经济也在转型发展，会控制南北差距的扩大，也是“十四五”期间具有确定性的区域发展趋向

八、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强调建立健全五大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是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二是有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的体制机制，三是有利于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四是利于乡村经济多元发展的体制机制，五是有利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还对每个体制机制的构建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政策。显然，这会全国带动乡村振兴，“十四五”期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突破也就具有确定性。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战略，就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着眼点是在农村内部。但是，在开放的区域系统中，农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仅是在农村内部，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外部，靠城镇的辐射和带动，亦即过去所说的“以城带乡、以工补农”。.通过 “十三五”以来的发展，我国的城镇进一步增强了辐射和带动农村的能力，工业、第三产业也具备了向农村延伸的条件，而已完全脱贫、已实现小康的农民，对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又有更高的标准，城乡融合发展在中国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城乡融合发展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但核心是体制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正是抓住了这个核心，从体制机制着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会构建城乡一体、统筹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糸，不仅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辟了新路径，而且会构建体制机制保障。显然，乡村振兴在“十四五”期间会出现新契机，取得新成效。

九、对外开放处于扩大巩固期

2019年3月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外资投资法》。在当下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时候，该法的通过表达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决心，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十四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巩固，也是具有确定性的趋向。

中国对外开放已走过40年了，还要在第41个年头要出台这样一部法律，主要是面对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立法。因为早在1979年7月，我国就出台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出台的7部法律之一，1986年又通过了《外资企业法》，1988年又通过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以上统称“外资三法”。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外资三法”已难以适应新时代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在进一步加强对外商投资的促进、保护和规范外商投资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已大大超出了 “外资三法”的调整范围。基于此，迫切需要在总结中国吸引外商投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新的外商投资基础性法律取代 “外资三法”。这样，《外资投资法》就应运而生，颁发以后受到外商企业的好评和肯定。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的贸易战，中国对外开放的方针没有变，对外开放的步骤更坚实。在国内，已经设立了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更开放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并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在国外，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2018年，中国稳居世界货物贸易第一，服务贸易居世界第二，外投资额居世界第三。特别是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帯一路”国际合作获得广泛呼应，5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发挥沿线国家相对比较优势，推动全球化的再平衡，参与国从更加包容、普惠、共赢的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在“十四五”期间，会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成果，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

十、经济增长会处于合理区间

经济增长是“十四五”规划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在“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就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十四五”期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由于上述九个方面的确定性因素，那么，“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会处于合理区间也是具有确定性的。

“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会处于合理区间的确定性，除了上述因素外，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深化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结构性改革会带来结构性增长机会。从大的方面看，我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为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2018年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 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2019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仍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可以预料，这仍是“十四五”期间的大事。显然，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深入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持续带来大量的结构性增长机会。另一方面，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也会要求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同样会带来大量的结构性增长机会。这样，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会稳增长、稳就业、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更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创造大量的结构性增长机会，可以确保“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

目前，全国从国家层面到市县层面，都在开展“十四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的研究。尽管处于百年变局下的当今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但规划是对确定性问题的安排，研编国家和地区的中长规划，更需要有对确定性趋向的把握。正因如此，本刊今年第一期刊发的时代观察员文章《在百年变局中认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确定性》，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特别受到承担“十四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研究团队的重视。因为上篇文章对确定性问题的讨论还是粗线条的，应读者的要求，安徽省时代战略研究院观察员对此又作进一步研究，把目光放在“十四五”期间，认为“十四五”中国经济发展有十大确定性趋向，作为上篇文章的续篇在本刊发表，以与广大读者和同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