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从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中可以发现理解经济现象以及经济学基本概念的不同角度和思路。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经济矛盾是人类的需要的无限性和用来满足需要的各种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由此可以展开为三个基本问题，即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是经济学基本常识。 解决基本问题需要回归常识，回归人性，回归人类正常思维。在研究中国经济现象和问题时,还可以从我们先辈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为传承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知 

1.中国传统学术生长不出现代经济学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而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核心是研究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及如何将有限或者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为三位一体，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歇尔指出“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而另一方面，经济学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是关于人在社会当中的行为，研究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付出的努力”，简言之，他认为经济学是关于人在财富方面的行为的科学。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19 世纪西方经济学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 economics 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1903 年以后，中国学者逐渐采用“经济学”这个学科名称。 亚当·斯密被称为“经济学之父”，他的著作《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20 世纪 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中，传统科学及传统科学思想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如果和其他几个文明相比，中国的传统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领先于世界的。但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上没有生长出现代科学。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在学界颇具影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曾经引起国内学者及西方学者对中国科技发展状况的极大关注，关于难题的求解激起学界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我们古代先辈们强调实用性，发明创造也基本上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缺乏深入的理论和基础学科做支撑。由于历史人文的一些原因，一些技术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或断层，没有连接性，更没有对技术背后的科学进行深入的探讨。相比较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更加重视技术和科学的重要性，它们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为基础，形成了一种以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为本质的西方科学技术，加上其发展趋势之快，在短时间内超过了中国传统的经验技术。同样，东方先辈和西方先辈最初在观察和解释人类经济活动行为时的看法和理论是非常接近的，“经济”一词的最初内涵大致相同，都有“家计”、“生计”等意思，而按照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国古代先哲们也很早就关注财富以及财富分配等问题。但以后的走向却出现了分野，就如西方出现了近代科学，而中国没有诞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一样，西方先辈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引入数学等工具，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中国传统学术无法生长出现代经济学。因为其一，我们的先辈治学方法以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见长，他们崇尚的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他们认可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因此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而西方科学崇尚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其二，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以经、史、子、集为集大成传承下来的学术体系，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如果按照现代科学的分类，许多学科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尚处于幼年萌芽状态。所以，中国传统学术生长不出现代自然科学，中国传统学术也发展不出现代经济学。

2.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

虽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诞生出现代意义的如自然科学和经济学这样严密的学科体系，但传统文化的对当代的启示价值依然是巨大的。1988 年初，75 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发表了宣言，宣言中说道：“人类要在 21 世纪中生存下去，就要从2500 年前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传统文化中一些思想如果以今天的新观点新理念来理解和阐释的话，可以拓展成更为丰富和绚丽的财富，我们不但可以用统统文化智慧来理解和解读现代经济社会现象与发现解决问题的思路，更要用现代创造性的智慧去发现和发掘传统文化的巨大宝藏。

二、道家“三无”思想与经济学三个基本问题

1.经济学的三个基本问题

经济学需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涉及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选择用总量既定的生产资源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也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分配于不同的用途，以满足经济主体多样化需求的科学；“如何生产”涉及到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包括如何实现资源有效率利用和技术进步对于产出或效率的作用问题，要解决的是在生产同一种产品的许多种不同方法中选择一种成本最低或者最有效率的方法；“为谁生产”涉及分配问题，即产品如何分配的问题，这实际上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人类的幸福和谐”。

2.道家“无为”、“无事”与“无欲”思想

“无为”是道家思想提倡的价值核心。“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无为的本质就是顺应自然的变化，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不人为造作，达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不妄为而并非不为或者不作为，是不强为，不妄为；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经》二章》）中，“无为”进一步延伸为事成后不占有，不自恃，不居功，因为不居功，其功劳不会失去，所以“功成身退，天之道”（《道德经》九章）；而“天之道，不争而善胜”（《道德经》七十三章），“无为”还要功成身退，这是天道；更进一步“夫唯不争，故无忧”（《道德经》八章），无为就是不争，不争便能取胜而又没有祸害；还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四十四章），“故知足之足常足”（《道德经》四十六章），“无为”就是知足，知止，这样便长满足，可以长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无为”就是没有自己的私心，以百姓心为心。“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七十五章），老子说统治者为了满足私欲而做出祸害百姓，违反天道的行为，所以使百姓饥饿，国家难治。 老子反对法令滋彰，认为国家政权为管理人民而颁制的法令规章越多，人们为规避、利用这些法令、规章而采取的手段越多，国家为禁制人民而使用的刑罚越繁苛，人们的反抗越强烈，社会也就越乱，越不安宁。老子为了具体说明“自然”与“无为”的关系，用一个生动的例子作了比喻。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烹煮小鱼，不能常翻动。翻动太多，乱搅一气，会把“小鱼”翻破碎了，搅烂了，烹鱼不可乱翻、乱搅，这是客观规律。“不乱翻”、“不乱搅”，就是顺应规律。 同样在《道德经》还有关于“无事”和“无欲”的论述，这是对“无为”思想的进一步展开。《道德经五十七章》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是说国家用以民为本的方法领导人民，人民就会自然而然地教化；政府严于律己，为人师表，人民就会自然而然地守规矩；国家不给人民添麻烦，人民就会自然而然的富足；政府不欲壑难填，人民就会自然而然的纯朴起来。老子在这里强调，作为一个政府要无事无欲，不要没事找事藏有私心大兴土木。民风纯补，人民的心态自然就会好起来，自然也就富裕起来。这很有点民主色彩。老子实际是认为人与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的本性，然而世人往往违背其本性，偏要人为造作，卖弄机巧聪明，迷恋繁文缛节，追求浮躁虚华，不仅使物的真性丧失了，而且也使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的本性丧失殆尽。以人为的造作去帮助自然，乃至毁灭自然。人们为了追求自身的发展，满足日益膨胀的功名利禄的需要，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狂妄自大地扬言要征服自然，于是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甚至直接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从“无欲”思想可以反映出道家对财富态度，即注重群体型财富，讲究财富的社会均和。在财富构成中，不回避财物殷实的需求，但更重视心灵的自由与安逸。

再来看一下“无为”、“无事”与“无欲”之间的关系。“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道德经》四十八章），“无为”便是无事，不制造逆民心，违天理的事端，无事才可以取天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六十四章），“无为”就是顺应和辅助自然的发展，而不是干预。道家所提倡的“无事”并不是指无所作为、随遇而安、不做任何事情，而是反对过多的人为干涉，不要以多为胜。在治国方面，则提倡不要忙于为大众多做事，而是应当废除那些本不该做的事，当以道为法，自己无为，而让大众各尽其能，以达到“无为”之境界。“无事”和“无欲”是营造宽松、和谐、自然的环境，充分地发挥其所拥有的才能，让人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人民就能够安平富足，百姓善良纯朴，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

三、道家思想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经济理论

道家“无为”、“无事”与“无欲”思想是否可以为我们理解经济学三个基本问题带来启示呢？

“生产什么”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配置资源的最好途径，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无形之手调节经济运行是以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为基础的。而老子认为主宰世界的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道”可以理解是永恒存在的天地万物之源，支配世界万物的运行规律，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理论极为相似。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核心工作是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健全和完善资源配置的运行机制。“无为而治”是尊重市场规律基础上的不妄为，不乱为。

“如何生产”解决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要解决如何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不要“无事生非”，即要理性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要防止缺位，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又要防止越位，使政府有形的手不要在市场行为中过多干预，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假如政府不为所谓的“政绩工程”而乱作为，多给百姓一点自谋生路的空间和地域，则更多的百姓一定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自富。

“为谁生产”是解决分配问题。这是劳动成果如何在社会群体间的分配问题。道家财富观认为社会财富是公有的，人人有权享用社会财物，要以正当手段获得财富，不能容许少数人占有大量财物，多数人极端贫困的不合理现象的存在。对财富的追求要适可而止，不可贪得无厌。即使富裕了，也要节俭。要扶危济困，不能为富不仁。而现代市场经济也要求政府要“无欲”，要有节制，不与民争利，减轻百姓的负担，让百姓能更多享受社会公共福利。节俭的政府，能为全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福利和服务，高效、节俭、为民谋利的政府也能为百姓树立良好的榜样，而使民风纯朴。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解决当下问题的具体方案和路径，但可以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思路，至少有助于换个角度思考当下的社会经济问题。凝聚共识就得从厘清常识和回归常识出发，回归常识是达成共识的基础，违背常识，便不可能产生共识。这也是本文希望从道家“无为”、“无事”和“无欲”思想来理解经济学三个基本问题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