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5月21日在南昌主持推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就做好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提出8点意见，第一条就是要求中部地区“主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在国际上又称为第四工业革命，即工业4.0，是德国在本世纪初最先提出的，很快被世人接受。2019年1月22～25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题就是“全球化4.0：打造第四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构架”。而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教授就是一位最早倡导并热心推动第四工业革命的世界名人，对中国在第四工业革命中的贡献充分肯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安徽虽是中部省份，但更是长三角成员，需要提升时代站位，了解和认识第四工业革命的有关情况，以充分的准备迎接机遇与挑战。

一、正视第四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

18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760～1840年期间，主要是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开创了“蒸汽时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标志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40-1950年期间，主要是电力、电话等的发明与使用，世界进入了“电气时代”，使得电力、钢铁、铁路、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兴起，石油成为主要能源；第三次工业革命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主要是计算机的发明和信息技术的使用，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共同特征，一方面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社会进步，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但另一方面，又消耗了巨大的资源，特别是能源，人类又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生态成本，扩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空前的全球能源与资源危机、全球生态与环境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多重挑战。人类为迎接这些严峻的挑战，第四次工业革命必然会产生。

许多国家的政府、科学界和企业界的精英，都从不同角度为迎接人类的共同挑战探索解决方案，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探索中应运而生、厚积薄发。值得一提的是，向来重视技术强国的德国，进入21世纪后，就积极推行绿色工业革命，他们称之为工业4.0。早在2006年，德国联邦政府就制定了《高技术战略2020》，重点是谋划工业4.0的未来重大项目，从2010年到2013年，联邦政府为高技术战略大约投入270亿欧元，对未来项目的专项投资达83亿欧元。为了进一步落实“工业4.0”计划，德国信息技术、通讯、新媒体协会，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以及德国电气和电子工业联合会即著名的“三大协会”，还共同建立一个名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平台”的办事处，旨在推动实施联邦政府制定的高科技战略，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为了交流和展示这些成效，2013年4月7日至11日，德国举行了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家厂商参展，中国有近600家工业企业参展，成为东道主德国以外的最大参展国。在为期五天的展会中，参展商和观众们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工业4.0”概念受到关注。汉诺威工博会负责人柯克勒认为，“工业4.0”在本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已成为核心题目；世界舆论也普遍认为，作为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先展会，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推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博览会形成的理念与行动，在全球迅速扩散和传播，第四次工业革命悄悄来临，人类社会正处于新的历史拐点。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特征及全局性影响

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较，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完全崭新的工业革命。其实质和特征，是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全面脱钩，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脱钩。在现阶段的时代特征，主要对信息的聚合、传播、使用和分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日益突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秩序的变革越来越依赖于数据力量的驱动，数据已成为先进生产力，数据不仅会成为财富，甚至成为权力。因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解构和重塑现有的世界经济经济结构乃至全球秩序。克劳斯·施瓦布教授在2016年出版并翻译成30多种文字行销全球的《第四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一书中也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让人类变得更数据化，使我们超越小我”，并呼吁“我们所有人共同承担责任，使创新与技术均以人类及服务公共利益为中心”。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短短10多年快速兴起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综合世界著名智库和学界、企业界、新闻界知名人士的观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未来发展会对世界产生全局性影响，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将呈现如下三大变化：

第一、科技进步和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变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在推进全球深度互联，不仅重塑世界产业结构，也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变革，而是全方位，全面的革新。如目前快速发展的高速通信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产业的新突破等，都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会极大地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更新经济发展动力、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毫无疑问，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和数据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未来世界将是一个深度互联、人机一体、更有效率的高智能化社会。这样，通过社会系统中的信息聚合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改善生产和流通环节，并最终促进社会福利提升和社会进步。正因如此，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它以实现全球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为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全球秩序也必将不同于传统资源控制型秩序，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形成着眼于信息的融通、开放和可获得的数据驱动型新经济形态，其价值理念是信息的分享和发展成果的普惠，而不是固步于有限资源的控制、垄断和争夺，人类社会将真正迈入万物互联、人机互动的智慧时代，届时人人贡献信息、人人分享信息、人人可以从万物互联和数据释放中获取发展红利。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产业链会向全球扩展，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共商、共建和共享将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代名词，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人类命运共同体会得到实现，旧的集团利益、地区本位主义和国家主义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己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第二，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深度介入社会发展乃至政治领域，成为重塑全球社会、政治秩序的新力量。人们已经看到，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和数据化趋势的不断增强，现代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比如，由于人的流动性、信息交往的广泛性普遍增强，人们的社会生活圈会越来越扩展，民族文化交往也会越来越广泛，由此而会影响到国家与世界的政治生活，政治活动的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比如，在一些国家，现代政治活动正在改变传统的街头演说方式，即使那些在以前政治生活中经常被忽略的弱小群体，也会因不经意的微小举动如随手拍、点赞或网络发帖而扰动社会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数据精英正在走向社会与政治生活前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美国，继2012年奥巴马凭借数据分析的惊人力量当选美国首位黑人总统之后，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更是凭借数据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支持而逆袭登上总统宝座。在选举结束之后，剑桥分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前极右派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被任命为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和首席战略家，后来虽被除名，但大数据数影响社会政治的进程已经开始，并显示出巨大的力量，甚至改变着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态。在某种意义上讲，第四次工业革命使数据分析正在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算法”而重塑全球政治图景，将给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带来深刻变革。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受益于数据革命所带来的种种生活便利、憧憬着一个更加高度智能化社会的到来；而另一方面，又深刻恐惧于数据革命所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安全感，担忧数据的深度挖掘会改变社会运行的基本价值规则。

第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己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从而会形成新一轮的军事革命，正在改变人类武装冲突的性质，对世界安全格局会产生深刻影响。人们已经看到，技术进步在军事领域正快速催生“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形成，这类武器系统通常被描述为“能够在没有任何人类指令输入或人机互动操作情形下自主选择攻击目标并开火的一种武器平台”，与传统由人为操作或远程控制的自动化和半自动化武器不同，此类武器的技术特征集中体现为人工智能技术介入战争决策和进行过程。一方面，这会极大提升军事行动的精准性、快速性，更会形成巨大的威攝力，自动搜索与自主攻击正在颠覆传统的战争理念，未来机器人战争将会拯救更多的士兵生命，还会减少对无辜平民的伤害，重塑新军事理论和国际人道主义规范。但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使人类自身的生存面临着自我毁灭的风险，即便这种武器系统目前还被有效地控制，但正因为要防范这种风险，许多国家都在加大对军事装备智能化的投入，甚至出现新一轮的军事竞赛，消耗着大量的人力、财富和优质资源，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提升。

三、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是世界泱泱大国，经济总量不仅曾长期居于世界首位，而且还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都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我国曾先后失去过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尤其是在前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中国已沦为边缘化国家，经济和科技急剧衰落。由于错失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820年的1/3下降至1950年的不足1/20。落后就要挨打，挨打更难能发展，这是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极低的发展水平为起点，推进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追超已历时30多年的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搭上了末班车，由“边缘者”逐渐发展为“追赶者”。到21世纪初，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追赶己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与产业领域，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ICT（信息通信技术）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第一次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某些领域正在成为领先者。加上大踏步融入全球化，国民经济保持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最大奇迹。在2010年，按美元计算的GDP，我国为59783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58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进入第二大国，中国快速崛起令世人瞩目。

党的十八大后，当第四次工业革命尚在初发之中，我国就敏锐地抓住机遇，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新理念，尤其是创新驱动战略实施成效突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许多领域，我国都已成为世界领先者。可以预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更为深展的新阶段，我国更会抓住机遇，在更多领域扩展和巩固领先者的地位，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未来前景也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日益突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典型特征，而5G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关键。从2019年的情况看，5G已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从可预见的发展趋势看，接下来就是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VR应用。正因如此，5G的发展备受关注。因为5G的核心价值不只是高速通信，还有万物互联（IoT）和人工智能（AI）。从大哥大到5G智能手机，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从机器制造到智能制造，5G是路和桥，IOT是四肢，AI是大脑。正是因为有了5G的高效和高速，才保证了IOT中各个设备高速稳定的即时通讯，也正是因为如此，AI的发展才得以如此迅猛，一切高效的数据传输，都需要稳定的高速通信网络的支持，而这是离不开5G的。

中国的5G不仅在全世界发展最早，而且发展势头迅猛，尤其是以华为，中兴等企业为首的一些大公司，原创技术和实际应用都走在世界前列，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比如，在5G的技术标准方面，我国就是世界领先者。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截止2019年5月，全球共有28家企业声明了5G标准必要专利，我国企业声明数量占比超过30﹪，居世界首位；在产业发展方面，我国率先启动5G技术研究试验，加快5G设备研发和产业化过程， 5G中频段系统设备、终端芯片、智能手机已处于全球产业第一梯队。正因如此，2018年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的一份5G竞争报告中说到：“美国应该加快引进5G技术，否则可能比中国落后一到两年，未来再也没有机会赶超”。但我国丝毫也不放慢5G的发展步伐，以工信部在今年6月3日发放5G商用牌照为标志，2019年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成为5G应用的领先国家，对创新发展的带动作用将会更大。除5G外，我国在机器人、量子信息、虚拟现实、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等都有原创性的技术突破，核心技术及其应用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里不作一一展开。日本《日经亚洲评论》2019年1月6日发表的“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研究论文领先世界”一文称，据日本经济新闻与荷兰学术研究机构爱思维尔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在30项世界前沿科技研究领域，中国在其中23项处于领先水平，在80﹪的重点研究领域居世界首位。

机遇最青睐领先者，领先者更会创造机遇。如此多的领域我国都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列，有这样的基础，可以肯定地说，我国不仅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步就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未来时期，更会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的机遇，有条件和能力保持、拓展和提升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但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未来发展中，我国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挑战主要来自内外两个方面。

从内部看，主要是中国发展不够充分和科学技术不够发达带来的挑战。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2018年人均GDP虽上升到近万美元，但仍居世界70多位，2017年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2.5﹪，更只及美国的14.8﹪，发展还普遍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能满足与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己成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在发展的横向层面出现的结构变化问题，发展的不充分主要是在发展的纵向层面出现出的水平差异问题，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发展的不充分导致的。进一步地分析可以看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关键是发展的不充分，而发展的不充分又突出表现为高中端产业和技术发展不充分，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很大，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如就领先世界的5G技术而言，芯片（集成电路）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命脉，没有芯片，5G，AI，IoT都只能是纸上谈兵。但当前，全世界芯片半导体工业的前16名尚没有中国大陆企业，芯片领域的世界领头羊主要还是美国的英特尔，高通，以及韩国的三星等知名企业，这些企业作为主导半导体IC行业的霸主，掌握着当代最先进技术，对我国更形成技术壁垒。要想打破外国的技术壁垒和垄断，就必须研发我们自己的“中国芯”，而这又需要长期的艰巨努力。

从外部看，主要是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打压。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就进行全面而严格运的技术封锁。如1949年，美国及其北约的大部分盟友建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限制先进技术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转移；冷战结束“巴统”虽然解散，但美国及其盟友又于1996年签署了《瓦森纳协定》，重点限制对中国的民用军用技术转移，民用主要是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9大类，军用主要是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22类。美国的许多高技术不仅不卖给中国，还用多种手段强迫其他国家不卖给中国，构筑起对中国的技术封锁长城。当中国技术发展起来后，特别是有些技术处于领先地位时，美国不仅以强权逻辑毫无理由地指责“中国偷窃美国技术” “中国强迫美国企业转让技术”，还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加以打压，如去年以来对中兴和华为的赤裸裸打压，就是典型的表现。更为甚者，美国为保持争夺未来在重要领域的技术主导地位，自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对华人华裔学者的审查越来越严格，不仅随意怀疑在美或访美的中国学者，还限制中国赴美的留学生。如自2018年6月11日起，美国国务院把在敏感研究领域学习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有效期限制为一年，此举推翻了奥巴马时代允许中国公民获得五年学生签证的政策。对此，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去年12月作出有力回应称：“最近我们听到了一些针对留学生的指控，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十分荒谬，对留学生极不公平”。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统计，2018年，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0313人。其中因签证问题无法按原计划赴美的有331人，占计划派出人员数量的3.2%。2019年1月至3月，中方计划公派赴美留学1353人，因签证问题未能成行的有182人，占计划派出人员数量的13.5%。针对拒签率上升的情况，教育部于今年6月3日下午发布2019年第1号留学预警，提醒广大学生和学者在留学前加强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识，做好相应的准备。2019年5月以后，特朗普政府不仅将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而且更向科学、教育领域扩展，是意料之中的。可以说，当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美国及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打压将会趋紧，是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来自外部的严峻挑战。

面对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打压，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发努力、加快自主创新，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看，凡是我国被封锁的产业，都发展的非常好；凡是西方人在技术上与我国合作的产业，反而没有发展好。比如，美国在核技术上封锁我们，我们独立自主搞出来了两弹一星、核潜艇；西方在飞机制造特别是战斗机技术上长期封锁我们，我们自己研发搞出来了五代机、大飞机；欧美在导航技术上封锁我们，我们自己很快就搞出一套和GPS并驾齐驱的北斗导航系统；世界15国联合搞射电望远镜项目，中国被拒绝参加，于是我们马上在贵州搞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反过来看，凡是西方向我们技术开放的产业和领域，我们的技术都落后了，甚至丧失了产业发展主导权，最典型的是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合资几十年，中国的民族汽车企业根本无法超越国外车企，品牌更是长期徘徊在低端层次；在日化领域也因为与外资长期合作，中国的国产品牌几乎全军覆没；半导体产业也是同样原因，八十年代前形成的中国自主半导体产业链被肢解，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只是处于低端，几平沦为西方发达国家半导体产业的组装车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美国政府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打压，只会激发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地走创新发展的路子，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严峻挑战中，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技术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