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利用外资是扩大有效投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之一^[1]{赵婷, 2015 #149}。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高，但也存在部分地区引资规模偏小、区域间差距偏大、利用质量不高以及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未能完全取得成功等问题^[2]。随着我国整体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的全面引资战略已无法保证我国能够继续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从理论上看，基于同质性企业范式的经典理论存在的缺陷使其无法满足当前政策实践需要，具体表现为：从宏观视角分析FDI地区间分布的投资额、产值、企业数量等“份额”差异不能完整揭示微观主体空间行为的动态过程及其内在机制，从而无法为政策构建提供理论支撑^[3]。从实践来看，基于传统理论提出FDI全面引资战略引导外资从高梯度国家向低梯度国家迁移的实践政策也与我国当前的国际地位和侧重于利用外商投资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不一致。

一、文献回顾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母国资本、技术、产权、管理经验等要素的集成体，对东道国缓解资本短缺、促进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内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有重要的溢出效应^[4]。国外研究普遍认为，FDI流入有助于内资企业利用技术外部性获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进而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5]。但国内研究却发现，由于国内的行政区经济“政治锦标赛”而导致的过度竞争，地方政府尤其是非沿海欠发达地区以及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缺乏对外资的议价能力，通过提高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水平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有时却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6]。

从技术溢出效应上来看，FDI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但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东道国（地区）的技术水平必须具有一定的基础，达到一个最低的门槛水平，才可能吸收、消化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7]。若区域技术水平低于门槛值，地区将无法直接享受到FDI的技术溢出；只有区域技术水平高于门槛值时，FDI的技术溢出才能发挥作用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FDI的技术溢出具有产业异质性且区域的技术水平无法直接测量，没有合适的方法匹配区域技术水平和FDI的技术溢出门槛。因此，无法通过两者之间的关联准确识别出哪些产业的FDI会对本地区带来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导致目前各地区对FDI做出的产业政策不具有针对性。传统的区位选择采用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地区遵循比较优势实现专业化生产，能够依靠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内生转换，从而带动区域生产技术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最终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推动经济长期增长。但是，地区完全依循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却容易被技术锁定，陷入两类比较优势陷阱。因为比较优势战略在创新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进而会吸引更多的进入者。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地区、国家被这类产业所吸引时，很快就会出现除了优势不断消失之外，还因为过多资产的投入而被套牢，导致其竞争优势也会日渐削弱乃至消失。因此，需要外部知识或技术进入来打破这种低端锁定。

鉴于此，本文将采用潜在比较优势理论对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Hausmann和Hidalgo等在Science上发表文章提出的产品空间与潜在比较优势理论^[8]，其理论认为产品是一地区知识和能力的载体，综合反映了一地区拥有的研发设计、营销管理、工艺创新、生产技术、人力资源管理、财务金融、资本运作等众多生产性知识和能力。本文提出这种能力可以作为代理变量与FDI门槛效应的边界阈值进行匹配。

产品本身包含了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信息，产品特征对于贸易模式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经济体比较优势的演化与其产品空间的结构特征密切相关，产品空间的高度异质性决定了经济体比较优势的演化路径，继而影响贸易模式与未来的经济发展绩效^[9]。因此，产品空间的异质性是解释经济体之间发展绩效差异的关键原因。对地区而言，经济发展和结构转换的本质是该地区的企业发现其擅长生产的产品并学习和积累生产异质性产品的能力的过程。根据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产品在比较优势的演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升级的方向和比较优势演化的路径；在相同的产品空间中，位于不同位置地区，产业升级的机会是不同的，这导致发展的分岔和分化。

Hausmann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建立了解释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统一范式^[10]，强调了产品空间的高度异质性与不连续性，企业家发现新产品存在成本和风险，也存在较大的信息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这就为产业政策预留了较大的空间^[11]。如果经济决策者在制定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型的政策措施时，没有看到这一点，盲目地推动比较优势转换和产业升级，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二、研究方法、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2.1 研究方法和模型设定

2.1.1门槛效应检验方法和模型设定

为了分析和检验区域吸收能力与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本文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12]。其中单重门槛效应模型设如下：

            公式（1）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y为被解释变量，本文中指衡量区域创新的变量，为地区专利申请数量；为控制变量系数，X为控制变量集合。

双重门槛效应的模型设定为：

公式（2）

多重门槛模型以此类推，根据门槛检验结果来确定门槛模型的最终形式。进行门槛存在性检验时，采用网格搜索方法找出门槛值，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法估计系数并计算出对应的残差平方和，找出其中最小值及其所对应的门槛值以便于做进一步的的检验。当原假设=成立时则表明门槛效应不存在，当时则证明门槛效应存在，并通过构建F统计量进行检验。由于原假设下F统计量为非标准分布，故需要通过BS自抽样法模拟其渐进分布，并计算其相应的P值。

2.1.2产品空间网络构建方法

首先，采用邻近值Φ构建邻近性矩阵衡量产品间的网络距离，公式为：

Φij=min{P(RCAxi|RCAxj, RCAxj|RCAxi)}                 公式（3）

与传统经济学对产品之间技术距离的衡量方法不同，为了避免选择指标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产品空间理论采用以结果为导向的衡量方法来界定产品之间的距离，用邻近性来表示，该指标通过计算一个国家同时出口两种产品的条件概率的最小值而得到。在世界经济出口一篮子产品中，每个国家生产和出口的产品不同，产品空间结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在出口B产品的条件下也出口A产品，用条件概率P(Ait|Bjt)来表示，说明A与B之间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然而，理论上P(Ait|Bjt)≠P(Bjt |Ait)，但是AB与BA之间的接近程度是对称的，故取两个条件概率中的最小值作为产品之间接近程度的度量。在形式上，假设一个国家出口一种商品的同时出口另一种商品，在产品i和产品j之间的邻近值Φ是条件概率的最小值。其中RCA为产品显性比较优势测度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公式（4）

上式中分子表示的是某个国家C出口产品i的份额占整个出口额的比重，分母表示的意思是所有国家出口产品i占所有国家全部商品出口额的比重。

产品的邻近性，揭示了产业升级的方向与路径选择：一个国家生产一种产品的能力依赖于其生产其他产品的能力。如果两种产品的生产需要类似的制度、基础设施、资源、技术、或其他能力要素，即两种产品是相关的，这些产品就可能会被结合在一起生产，而不相似的产品不太可能在一起生产。

2.2 数据说明

2.2.1 门槛效应检验数据说明

本文把区域技术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FDI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与以往研究均有所不同的是，把区域生产能力作为门槛变量，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说明如下：

（1）区域技术创新。由专利授权数来表示，反映区域技术创新成果和绩效，作为门槛效应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

（2）FDI存量。由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通过计算得到^[13]，FDI作为母国先进技术的投资载体，其流入将对投资目的地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但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可能是非线性存在有结构变化且与地区吸收能力有关，因此本文把FDI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3）区域生产能力。由规模以上企业数量来表示，反映一地区的生产能力。按照产品空间理论，地区生产出某一产品，则具备与生产此产品相关的一系列劳动力、土地、技术、资本、制度等要素条件。因此使用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反映区域生产能力，作为模型中的门槛变量。

（4）其他与区域技术创新有关变量。以往研究大多从R&D投入、人力资本、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角度来分析技术创新，本文主要从地区生产能力的差异和FDI的技术溢出角度来研究区域技术创新，因此把以往研究中的这些变量均纳入控制变量集，包括：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研发投入的R&D经费占GDP比重、反映开放程度的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以及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等。

以上各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安徽省统计年鉴》和安徽省16个城市的统计年鉴，选取2008-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了消除变量的量纲和自身变异的影响，采用均值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2.2 产品空间构建数据说明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已有文献中产品空间构建均采用产品出口数据替代产品生产数据。本研究与Hussman在Science上的文章中一样采用全球贸易流量表数据集（1962—2000）。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在世界科技水平未发生重大突破时，全球产品空间网络具有稳定性，不会发生太大变化^[14]。因此，我们取此数据集中的1998-2000年数据，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四版( SITC) 四位码排列的各国所有商品的贸易数据进行整理形成795种商品的贸易数据集。

三、计量结果和实证分析

3.1 双重门槛效应

表1 区域生产能力对地区技术创新门槛效应检验

从表1中可以看出，通过1000次的bootstrap模拟，对于以地区技术创新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门槛模型来说，得到单重门槛F统计量为6.981，p值为0.023，大于5%的临界值，即可以在5%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单重门槛假设，说明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后与FDI存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存在结构性变化。同样，双重门槛F统计量为9.237，p值为0.014，小于5%临界值，即在5%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双重门槛假设。但在三重门槛估计结果中，F统计量为3.283，p值为0.290，不能拒绝不存在三重门槛假设。因此，采用双重门槛模型对地区技术创新进行估计更为合适，说明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后地区技术创新与FDI存量依地区生产能力差异存在双重门槛的结构性变化。

表2给出了区域技术创新与FDI存量的双重门槛模型估计结果。不同生产能力的地区之间FDI存量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当地区生产能力较低于时，FDI存量的系数为-0.012表明此时会抑制区域技术创新，且结果显著；当地区生产能力提高至和之间时，FDI存量前的系数转变为0.008，结果显著，表明此时FDI能够稍微提升区域技术创新，但提升贡献幅度有限；当地区生产能力大于时，FDI存量前的系数为0.132，结果显著，表明此时FDI对区域创新有较强的正面作用，区域可以完全吸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表2 区域技术创新与FDI存量的双重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门槛估计值，依据地区生产潜力将安徽省各城市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区域，见图1，依据地区生产能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类似“U”形的结构变化。黄山、池州、铜陵、六安、淮南和淮北属于地区生产能力小于的城市，从总体上看，这些城市的FDI主要以占据产品市场为主，区域无法吸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安庆、宣城、马鞍山、滁州、阜阳、宿州和蚌埠属于地区生产能力介于和的城市，总体上看这些城市的生产能力可以部分吸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合肥和芜湖属于地区生产能力大于的城市，总体上看这两个城市的生产能力以达到可以完全吸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借助外资技术推动技术创新。

图1 安徽省生产能力空间分布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从整体上看FDI依据地区生产能力对不同城市的技术创新水平有不同的作用，存在近“U”形的结构性变化。在高地区生产能力的城市外资进入能够刺激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相反对于低地区生产能力的城市来说，FDI有可能只是占据产品市场对本地的技术创新形成的是负面作用。但这并不是说在FDI起负面作用的城市就需要完全停止引进外资。因为，从内部结构上看FDI和地区生产能力还存在着相互匹配问题。对于地区生产能力较低的城市，只要引进FDI的类型与城市的潜在生产能力相匹配，仍然可以带动区域技术创新。也就是说总体上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起负面作用的城市，只要FDI类型适合地区潜在生产能力，就有可能吸收FDI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这说明了各城市要依据自身潜在生产能力对FDI类型进一步细分实现FDI精选优进的重要意义。

3.2 产品空间分析

图2 全球产品网络空间图

通过全球775*775的产品邻近度矩阵，采用gephi软件构建全球产品网络空间布局图，其中节点为全球产品分布，节点之间连线的边为产品邻近度值。图中剔除掉了产品邻近度小于0.56的边，目的在于降低产品空间少了边际相关性等冗余信息的干扰，确保构建的产品网络空间反映的是产品间主要临近关系。

从图2中可以看出全球产品网络空间具有明显的核心-外围结构特征。其中核心区域致密而外围区域稀疏，核心空间主要为机械、电子、仪表仪器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而外围空间以农产品生产、渔业等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不同产品之间相互关联，形成一定的空间距离。

产品空间的理论和方法，为本论文进一步研究地区潜在生产能力水平提供了借鉴。在产品空间中，将生产产品的能力和产品之间的关系特性纳入了产品网络结构，把产品之间的联系和空间结构的演进展示了出来。地区在某些产品生产中的显性比较优势决定了其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和地区在某些产业上的潜在技术水平，在这个方向上通过FDI的技术溢出加成，将使得本地区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新产品的升级和区域创新。反之，若引进的FDI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产品空间阈值范围上远离当地的潜在技术水平，则意味着当地潜在技术水平偏离于能够使FDI发挥作用的门槛值，此时区域没有能力吸收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往往无法取得成功。

因此，本文提出根据产品空间中的反映出的产业异质性提出区域FDI精选优进的两项原则：第一、产品复杂度增加（可以代表演化升级方向）；第二、产品间距离接近（具有较为相似的生产方式，能够吸收该类型FDI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根据这两项原则和各城市企业名录数据中反映的地区生产能力差异，对不同生产能力区域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FDI行业进行筛选，见表3。

表3 基于产品空间和区域潜在比较优势的FDI行业筛选结果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长期较强的路径依赖性会导致区域锁定于某些产品，一旦锁定就需要一种外在刺激来打破这种“困境”。与FDI投资相伴随的区域外部知识的流入恰恰可以作为这种外在刺激使区域突破原有的路径锁定。

本论文从企业和空间双重异质性视角研究安徽省不同区域的FDI精选优进问题。与传统的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方法不同，FDI的精选优进必须考虑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本地区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总体上看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随区域吸收能力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FDI在不同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产品和技术溢出渠道实现，但FDI企业在部分区域产生的市场攫取效应不利于市场的有序竞争和地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有必要针对具有不同生产技术潜在能力的地区进行FDI的优化选择。

长期以来因产品之间距离同质化假设的存在，区域对不同类型FDI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转化能力无法从结构上进行测度和量化。本文通过安徽省企业名录数据分析各市的生产能力结构，以此作为代理变量测度各市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依据产品间距离接近和产品复杂度提升两个原则，通过构建全球产品网络空间在FDI技术溢出门槛效应边界内对各地区FDI的精选优进提出针对性建议。主要建议包括：

一、对于目前区域生产能力较低的城市如黄山、池州、铜陵、六安、淮南和淮北，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注重人才培养，逐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尽快提升区域生产能力使其超过第一阶段门槛值。另一方面在FDI的行业选择上，从自身区域的潜在比较优势出发，更多关注烟草制品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等产业。

二、对于目前处于区域生产潜力中等阶段的城市如安庆、宣城、马鞍山、滁州、阜阳、宿州和蚌埠。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改善人才待遇，增强区域吸引能力，提高区域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在FDI的行业选择上，从自身区域的潜在比较优势出发，更多关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产业。

三、对于安徽省内目前区域生产能力较高的城市如合肥和芜湖。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作为核心城市的吸引力，尽快完成从区域极化阶段转向辐射阶段的转变，带动安徽省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在FDI的行业选择上，从自身区域的潜在比较优势出发，更多关注交通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