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安徽省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效应作为研究重点，通过实证研究安徽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效应，为后发地区将一体化转化为现实发展红利的路径探索提供前提条件。接着，通过文献分析、资本流动数据估算、基于面板门限模型建立分段函数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分析。最后，测算出了安徽省以及江浙沪各自的产出收入比有关GDP增长率的相关性系数和一阶分差的相关性系数，得出安徽省在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时，可以获得资本净流入，安徽省能够在此过程中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关键词：后发地区；资本市场一体化；实证研究
一、引言
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词。经济增长陷入困局时，对内纾解发展矛盾、解决结构性失衡，对外审慎开放金融市场、提高资本市场一体化资本配置效率，已经成为稳定中国经济增长、激活未来发展潜力的政策组合拳。而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同时也是当前深化改革开放的先驱，区域内的资本市场一体化建设，尤其是经济后发地区资本要素的融入路径，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缩影。
然则，资本市场一体化战略从来不直接意味着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虽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早已论证了其增长效应（Levine，2001），但国外相关研究在跨国样本上经历了三轮大规模的实证检验，依旧无法得到稳健的经验性证据。具体而言，Kraay（1998）、McKenzie（2001）和O’Donnell（2001）虽然从资本流动角度得到一体化发展战略显著的增长效果，却没有通过稳健性检验。这导致集中在2005年前后的第二阶段讨论更多地寄希望于发掘机制中的中间变量，试图获得较为稳健的实证结论。虽然贸易一体化程度（Arteta等，2003）、人力资本积累水平（Borensztein等，1998）、经济稳定性（Quinn和Toyoda，2008）、经济发展水平（Edwards，2001；Edison等，2004；Klein，2006）以及金融发展程度（Bailliu，2000；Durham，2004；Alfaro，2010）在某些特定样本中得到了显著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对地区经济在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汲取增长效应而言至关重要。从而引发了国内相关研究对非线性效应的检验，如郭桂霞和彭艳（2016）基于87个国家和我国31个省市的实证分析，以及苟琴、蔡辉和徐建国（2018）对长短期差异的检验均获得显著结论。
可见，新古典经济的理论推断与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之间的对立，以及经济后发国家在资本要素一体化进程中的所得所失，都无时无刻提醒着中国经济的建设者们，在面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需求、技术外溢作用以及要素虹吸效应时，如何看待发展机遇与风险的统一、如何处理承接产业转移与发挥比较优势的辩证关系、如何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的矛盾，形成与经济发展现实相匹配的高质量发展动能结构，是经济后发地区将一体化战略政策转化为现实发展红利的关键所在，更是安徽资本要素实现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重要的实践路径。但是，在目前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江浙沪作为经济先发地区， 2010年至2019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8.84%、8.2%和7.42%，而安徽省GDP的平均增速为10.12%，虽然安徽省每一年GDP的增速都高于江浙沪，但长三角先发地区的经济增长 显然尚未进入收敛阶段，虹吸效应明显，可能会威胁安徽省地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二、 文献综述
国际相关研究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基于新古典模型的分析框架，通过实证检验引入中间变量，讨论资本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国外研究没有得到稳健的经验性证据，但却将核心问题指向潜在的门限效应。Kose et al.（2009）和Rodrik（2008）首先提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前文所述控制变量的意义在于区分其吸引资本流入的能力，以及外部资金与东道国经济总体的联动关系。这引发国内大量使用门限模型的检验，郭桂霞和彭艳（2016）基于87个国家和中国31个省市的数据，通过面板门限模型的检验发现中国现阶段处于资本开放的红利区间。陈中飞和王曦（2019）通过对资本账户各子项目采用线性和门限模型进行检验，发现不同子项目所要求的门限值并不相同，因而开放顺序也应根据门限水平进行安排，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权益市场的流出可以较早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出和权益市场的流入可靠后开放。此外，陈志和和陈六博（2009）、余泳泽（2012）、何洁（2000）以及郑飞虎、谷均怡和仲鑫（2018）还采用门限模型检验资本开放与东道国TFP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得到了显著结论。
国内有关资本市场一体化研究侧重于资本在省际间的流动，研究结论具有差异性，消极的一方认为经济先发地区的虹吸效应和极化现象会使经济后发地区的资本流失，阻碍经济后发地区的经济增长。积极的一方认为中国省际资本的流动规律是：从经济增长较缓慢的省区流向经济增长较快的省区；省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率存在收敛的趋势，最终将趋于平衡。经济后发地区由于经济增速较快，可以引入经济先发城市的资本以促进增长。
虹吸效应会给经济后发地区在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带来负效应。在经济学上意味着区域经济的某一地区，由于特定的源于区位优势条件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会将其他地区的投资、消费或资源吸引过来，从而减缓被吸引地区的发展，加速要素引入地区的发展：对“抽夺”地区是一种正效应，而对其他被“抽夺”地区是一种负效应（杜明军，2012）。随着中心区域城市不断发展，成长为大型城市甚至一线超大型城市时，将会不断从周边区域吸引人才、投资、人口、信息等等优质资源，城市竞争力进一步提高，规模不断扩大，和处于劣势地位的周边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王开富，2020）。“虹吸效应”会造成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资源单向流向中心城市,并且距离中心城市更近的中等城市,受到的影响更大（朱宣霖，2019）。
结合中国省际资本流动规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省际资本流向既可以为经济后发地区引入资本带来经济增长，也可以导致经济后地区资本流出而阻碍经济发展。中国省际资本流动总体趋势有三个特征：从经济增长较缓慢的省区流向经济增长较快的省区；从欠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省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率存在收敛的趋势，最终将趋于平衡（宋晔文，2012）。经济后发地区由于经济增速较快，可以引入经济先发城市的资本以促进增长。泛长三角区域可以通过合理分工和区域合作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约束性因素，而且安徽省各城市与上海的相互作用中，合作效应要大于资源竞争效应，因此安徽省应该抓住机遇融入长三角，促进安徽崛起（刘志远，张晓敏，2008）。但是，也会因为发达地区特有优势的强大吸引力，导致资本流失。省际间资本流动主要是由中西部地区流向较发达的东部地区，这也是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距呈加速扩大趋势的原因之一（彭文斌，2007）。
综合看，国外研究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在融入经济资本市场化过程中，资本市场一体化能否带来经济增长。大致观点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一体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前提条件是金融部门、部门质量和宏观经济政策发展到一定水平，能够应对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各种冲击。触类旁通，安徽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实质上也是一种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安徽省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对于探索一体化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而国内的研究既有消极的观点，认为经济先发地区的虹吸效应会阻碍经济后发地区的进一步增长。而持积极观点的则认为经济先发地区的资本流入，诸如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会带给经济后发地区巨大的增长效应。
但是，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几乎都是基于理论的分析，对于经济后发地区融入发达的资本市场一体化，细化为安徽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能否带来经济增长效应，并没有用宏观数据来支撑。因此，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基于理论分析，通过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明确安徽省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打破质疑，为安徽省探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提供前提条件。
三、理论分析
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资本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已有研究并没有找到资本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稳健性证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人均收入低、经济增速快的地区可以获得资本流入，从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但是在引入中间变量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经济先发地区会对经济后发地区产生极强的虹吸效应，从而使资本流出，阻碍经济发展。由于安徽省正处于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初始阶段，对于安徽省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是否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效应的问题，国内的研究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但是主要有两个观点，一是认为安徽省在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经济先发地区的虹吸效应会给经济后发地区带来负效应，从而阻碍安徽省经济的增长。二是认为经济后发地区如果能够将流入资本很好地转化吸收，诸如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等，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将远远大于虹吸效应，可以促进安徽省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安徽省在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明确如何使外溢效应大于虹吸效应，使得安徽省所受到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可以促进安徽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此，本章将研究的核心问题定位在资本在经济先发地区和经济后发地区流向的差别，以及资本的流向对不同地区经济的不同影响上。本章首先比较国内率先进行资本市场一体化一体化的地区前后的资本流向和经济增长情况，对资本市场一体化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区或者在不同时间的同一地区的资本流向和经济增长差异。随后，提出经济增长速度会对资本流向产生影响，从而使外溢效应大于虹吸效应的假设，并依此提出门限模型，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一）资本流动方向差异性的分析
在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资本流动方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地区乃至同一地区都有差别。在资本市场一体化过程中，资本流入和流出同时存在，必然存在能够从资本流出中获益的地区。对于经济先发地区来说，既可以通过吸引资本，又可以通过对外投资获得经济收益。但是对于经济后发地区来说，资本无论流入还是流出，能否带来正效应或者负效应都是不确定的。1989至2006年，东部一直是资本净流入地区，中部地区在90年代初期资本净流入，随后渐渐变为资本净流出地区，西部地区一直是资本净流出的地区。一方面，由于政府采取了投资向东部倾斜的策略，吸引了资本的流入，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和外部环境的不健全，导致资本趋向于流出；另一方面，GDP的增长速率等因素不同，也可能导致资本流势的不同（宋晔文，2012）。显然，宏观财政政策，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健全的金融制度，都会使得经济后发地区成为在资本市场一体化中的资本流出地区，虹吸效应远大于技术外溢效应，会阻碍经济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
1989年至2006年，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西部的一些省份也成了吸引资本的地区。而浙江省看似反常的净资本流出，可能来自于其对欠发达地区的较大投资力度（宋晔文，2012）。由此可见，资本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是双向的。双向的资本流动对经济先发地区来说，都可以创造经济效应。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积累程度较高，经济先发地区既可以通过吸引投资、也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实现增长效应。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一直是资本净流入的地区。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和资本的积累，资本的流入已经不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效应。于是，伴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上海每年都有大量的资本流出，用于全国范围内的投资，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是对于经济后发地区来说，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往往只能依靠资本流入实现经济增长，而且还要防范经济先发地区的虹吸效应。
表1 三大区域的产出收入比和GDP增长率  图表来源：引用《中国省际资本流向规律及其影响—某于新古典框架的实证研究》（宋晔文，2012）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先发和经济后发地区的明显区别在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率的差异。经济先发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虽然相对较低，但是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平滑的水平。而经济后发地区往往都需要经历经济增长率从较低的水平迅速上升达到一个峰值，然后再缓慢下降维持在一个趋于平缓的水平，导致经济后发地区经济增长率迅速上升的原因是资本流入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这种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也导致了资本流动效应的差异，经济先发地区可以通过吸引资本和对外投资两种方式获益，而经济后发地区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能通过资本的流入促进经济增长。如果自身外部条件建设不足，还会面临虹吸效应大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威胁，导致在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资本流失，阻碍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对于经济后发地区来说，经济增长率成为了一个能否在资本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实现正效应大于负效应的关键因素。
江浙沪作为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先发地区，2010年至2019年的GDP平均增速分别为8.84%、8.20%和7.42%。尽管安徽省每一年的GDP增速都高于江浙沪，2010年至2019年的GDP平均增速高达10.12%。中国省际资本流动特征是：一是从经济增长较缓慢的省区流向经济增长较快的省区；二是从欠发达的省区流向发达的省区（宋晔文，2012）。而根据新古典理论，由于发达地区的资本远大于欠发达地区，为了追求资本收益率最大化，资本将从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尽管安徽省的经济增速大于江浙沪，但是江浙沪一直都是大量资本流入的地区，这显然与新古典理论相悖，理论与实证检验产生了矛盾。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矛盾，如何拟合理论与实证检验的矛盾，解释资本流动方向的差异，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明确在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会影响经济后发地区的资本流动效应。于是，在此可以提出本文的实证检验假设：对于经济后发地区来说，经济增长率确实会导致资本流动效应的差异。假设存在一个阈值，当经济增长率低于这个阈值时，资本流出大于资本流入，虹吸效应大于外溢效应，会阻碍经济增长；当经济增长率高于这个阈值时，资本流入大于资本流出，外溢效应大于虹吸效应，会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为了实证检验的精确性，加入了宏观上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将经济增长率细化到人均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从而寻找假设中存在的经济增长率的阈值。于是，本文的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如上式， 表示i省在t年的人均GDP增长率， 表示i省在t年的人口增长率， 表示i省在t年的GDP增长率， 表示i省在t年的贸易额， 表示i省在t年的财政支出， 表示i省在t年的资本净流入，β是相关的系数。
通过提出门限模型假设，再结合省际面板数据，试图找出一个有关经济增长率的阈值，对于经济后发地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率可以突破这个阈值，可以实现在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资本流入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超过资本流出所造成的虹吸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后发地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至此，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理论假设和实证检验模型，为后文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四、实证分析
本章作为本文的核心内容，基于前文的分析和假设，将研究的核心问题定位在资本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率对于资本流出和资本流出的不同影响上。本章首先对国内几个率先进行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地区的省际资本流动数据做了测算，然后比较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流向的关系，明确了第三章对于经济增长率会影响资本流向的假设；随后，本章在该假设与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指标的选取来源与测算问题；其后，将基于测算结果，使用面板门限模型对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试图在省际面板数据中，找到一个经济增长率的阈值。以拟合理论与实证检验的矛盾，解释资本流动方向的差异。
本节主要介绍在省际资本流动方向测算中所采用的计算方法、数据来源和测算结果，为后文的实证检验策略做铺垫。
1、产出收入比衡量的资本流向
产出收入比（GDP/GNI）度量了省际资本流动的相对方向，如果比率小于1，资本净流出；如果比率大于1，资本净流入。本文借鉴Kalemli-Ozcan等（2010)做法，以全国产出收入比对省际产出收入比做了调整，得到最终的产出收入比公式为:
其中，GDPit表示i省在t年的国民总产值，GNIit表示i省在t年的国民总收入，计算方法是：农村人均收入×农村人口+城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GDPt和GNIt分别表示在t年的全国国民总产值和全国国民总收入。通过此方法计算各地区产出收入比，并且和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从而明确经济增长率会影响资本流向的假设。
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市场一体化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各省各区域加速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为了增加样本的信息含量，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了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将中国率先进行资本市场一体化的京津冀、江浙沪、珠三角的总计9个省市作为考察对象，采用1978-2019年这42年的数据来做省际资本流向测算。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官网中国统计年鉴分省年度数据以及各省市统计局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样本区间为1978-2019年。由于统计局没有发布国民总收入GNI的数据，本文以上一节中介绍的方法计测算一个近似值。其中，经济增长率是以上一年为基准的实际值。
3、省际资本流向测算结果
本文使用三大区域划分方法，京津冀地区有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江浙沪地区有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珠三角地区有有广东省、广西省和福建省。由于数据中存在空白不能很好地体现经济增长率和产出收入比的关系，所以本文截取了样本数据中的一部分在表格体现出来，以极具代表性的长三角为例，江浙沪三大省市的产出收入比和GDP增长率如表2中所示。
表2 江浙沪三大省市的产出收入比和GDP增长率
|
长三角 |
|
地区 |
江苏省 |
浙江省 |
上海市 |
|
年份 |
产出收入比 |
GDP增长率 |
产出收入比 |
GDP增长率 |
产出收入比 |
GDP增长率 |
|
2000 |
2.38 |
10.60% |
2.04 |
11.00% |
/ |
11.00% |
|
2001 |
2.43 |
10.20% |
/ |
10.60% |
/ |
10.50% |
|
2002 |
2.46 |
11.70% |
2.09 |
12.60% |
/ |
11.40% |
|
2003 |
2.56 |
13.60% |
2.24 |
14.70% |
/ |
12.30% |
|
2004 |
2.68 |
14.10% |
2.39 |
14.50% |
/ |
14.30% |
|
2005 |
2.81 |
14.50% |
2.23 |
12.80% |
2.80 |
11.50% |
|
2006 |
2.86 |
14.90% |
2.29 |
13.60% |
2.78 |
12.80% |
|
2007 |
2.91 |
14.90% |
2.38 |
14.70% |
2.74 |
15.20% |
|
2008 |
3.02 |
12.70% |
2.42 |
10.10% |
2.64 |
9.70% |
|
2009 |
3.01 |
12.40% |
2.36 |
8.90% |
2.53 |
8.40% |
|
2010 |
3.08 |
12.70% |
2.40 |
11.90% |
2.49 |
10.20% |
|
2011 |
3.12 |
11.00% |
2.44 |
9.00% |
2.40 |
8.30% |
|
2012 |
3.01 |
10.20% |
2.33 |
8.00% |
2.25 |
7.50% |
|
2013 |
3.00 |
9.70% |
2.29 |
8.20% |
2.14 |
7.90% |
|
2014 |
2.96 |
8.60% |
2.21 |
7.60% |
2.11 |
7.10% |
|
2015 |
2.91 |
8.60% |
2.15 |
8.00% |
2.11 |
7.00% |
|
2016 |
2.94 |
7.80% |
2.16 |
7.60% |
2.16 |
6.80% |
|
2017 |
2.97 |
7.20% |
2.14 |
7.80% |
2.17 |
6.90% |
|
2018 |
2.95 |
6.70% |
2.16 |
7.10% |
2.34 |
6.60% |
|
2019 |
2.89 |
6.10% |
2.09 |
6.80% |
2.28 |
6.00%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江苏省统计局、浙江省统计局和上海市统计局。
由于各省市的数据查询均存在一定的空白，为了方便观察和比较，表格选取了三个省市数据均存在的年份。因此，表格中呈现的是2000-2019年这20年长三角三大省市的产出收入比和GDP增长率的相关情况。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直观地看出，在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的中后期，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产出收入比一直保持在远大于1的状态。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也一直保持着较高增长，并且经历了由高速增长趋于平缓，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持续增长，这是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实则不然，把三个省市1978-2019年的数据分别单独研究时可以发现，江苏省和浙江省在这段时期是存在产出收入比接近1的情况的。在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初期，由于上海地区的虹吸效应，江苏省和浙江省的资本是流出的，尽管在那个时期，江苏省和浙江省也保持着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极其缓慢。在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后期，由于上海地区发展得更快，技术、资本和人才等的外溢效应给江苏省和浙江省带去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两个地区得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理论上，产出收入比和经济增长速率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在大于1的情况下，产出收入比越大，资本净流入越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在对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近20年的数据分别进行产出收入比和经济增长速率的相关性系数检验时，却发现江苏省为-0.008，而浙江省和上海市分别为0.275、0.239。显然，江苏省的产出收入比和经济增长速率呈现负相关。对于江苏省这样的经济先发地区来说，尽管资本是净流入的，也会面临着资本冗余和资本利用不充分，过多的资本流入非但没有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反而成为了经济高速运转的负担。
与此同时，在对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近20年的数据分别进行产出收入比和经济增长速率的一阶分差的相关性系数检验时，又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江苏省和浙江省分别为0.284、0.152，而上海市的只有0.086。由此可见，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经济增长速率对于资本净流入的依赖程度是要远大于上海市的。对于江苏省和浙江省来说，相对于上海市，前两者的发展是要落后于后者的。因此，对于资本净流入所带来的外溢效应依赖程度更高。而上海市作为中国发达的金融城市，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资本积累都达到了作为经济先发地区的较高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净流入带来的外溢效应不是特别明显，经济增长速率更多地依靠对外投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长三角在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发展初期，一些经济增长速率较慢的地区也会受到其他地区虹吸效应的影响，没有得到较好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其他地区发展到较高的经济水平时，却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在发展后期，反观那些发展较早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先发地区，也会面临着大量资本净流入带来的资本利用不充分、经济运转速率低效，不能够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长甚至是阻碍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问题。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率无不经历了由发展初期较慢的经济增长速率迎来发展中期较高的经济增长速率，再到发展后期趋于平缓的经济增长速率。以此为鉴，对于安徽省在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如何寻求一个经济增长速率的阈值，可以规避在一体化进程中受到经济先发地区的虹吸效应大于外溢效应的过渡期，从而更快速地进入到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4、安徽省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前景分析
引入安徽省产出收入比和GDP增长率的相关数据，参考上一小节的分析经验，对安徽省资本净流入和经济增长率进行相关性检验。依此，对安徽省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并为本文的结论的形成提供数据支撑。
表3 安徽省的产出收入比和GDP增长率
|
年份 |
产出收入比 |
GDP增长率 |
|
2000 |
1.78 |
8.60% |
|
2001 |
1.85 |
9.20% |
|
2002 |
1.88 |
9.90% |
|
2003 |
1.93 |
9.40% |
|
2004 |
1.97 |
12.40% |
|
2005 |
1.97 |
11.00% |
|
2006 |
1.94 |
12.60% |
|
2007 |
1.96 |
14.10% |
|
2008 |
2.00 |
12.60% |
|
2009 |
2.08 |
13.10% |
|
2010 |
2.27 |
14.30% |
|
2011 |
2.32 |
13.40% |
|
2012 |
2.24 |
11.20% |
|
2013 |
2.20 |
10.30% |
|
2014 |
2.15 |
9.20% |
|
2015 |
2.05 |
8.70% |
|
2016 |
2.04 |
8.80% |
|
2017 |
2.08 |
8.60% |
|
2018 |
2.14 |
8.00% |
|
2019 |
2.08 |
7.50%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安徽省统计局。
从表3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安徽省2000-2019年的产出收入比一直大于1，说明安徽省一直是资本净流入的地区。与之相对应，GDP增长率也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增长。依据上文分析中的方法，对安徽省产出收入比和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和一阶分差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时，分别得到了0.245和0.825两个数据。0.245接近于浙江省和上海市，而0.825远大于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测算出的数据表明，安徽省2000-2019年的资本净流入和经济增长速率呈现出正相关性，并且，经济增长速率的持续增长对资本净流入的依赖程度要远大于江浙沪三省市。基于此测算数据，参考江浙沪三省市在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中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对安徽省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前景做出推断。即安徽省在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时，可以获得资本净流入，并且，安徽省拥有可以将资本转化成经济发展动力的潜在能力，安徽省能够在此过程中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至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已经形成。
五、结论
本文从新时代经济区域一体化、后发地区如何融入经济先发地区获得经济增长的政策背景出发，将安徽省融入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效应作为研究重点。然而在回顾国内外关于资本市场一体化的研究时发现，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有关资本应该从经济增长速率快的地区流向经济增长速率慢的地区的结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相悖。以此为出发点，对在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安徽省能否获得经济发展红利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各省市自身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当经济增长率低于8.8%时，虹吸效应明显，会阻碍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反之资本流入的外溢效应大于虹吸效应，能够在资本市场一体化中获得发展红利。
2010年至2019年，安徽省GDP的平均增速为10.12%，江浙沪GDP的平均增速分别为8.84%、8.2%和7.42%，并且对近20年安徽省的产出收入比和GDP增长率的相关性系数以及一阶分差的相关性系数进行测算时，测算结果分别为0.245和0.825，测算结果表明，安徽省的经济增长速率和资本净流入存在正相关性，并且由于0.825远大于江浙沪三省市，所以安徽省经济增长效应对于资本净流入的依赖程度更高。
结合而言，虽然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并未进入收敛阶段，但安徽省较高的经济增速则表明其能够在省际资本流入中获得增长红利，且长三角地区整体呈现出对全国其他地区的虹吸效应。因此可以判断，安徽省在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能够将政策红利有效地转化为发展现实，充分利用省外资金将是激活安徽省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举措。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师范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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