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要介绍的，就是徽商在其崛起的初期阶段，是如何善于抓住历史机遇，勇于面对严峻危机，及时调整战略方向，超常规发展商贸，迅速增值财富，从而化“危”为“机”，奠定其名列全国十大商帮“龙头老大”地位的。

　　资本积累始于海洋贸易

　　一个过去鲜为人提及但却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徽商的发家，或者说作为一个商业集团的徽州商帮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起源于明代中期的海洋贸易。对于这样一个从万山丛中、贫困封闭的内地走出来的商帮来说，是把几乎绝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徽商崛起的明中叶，正当16世纪西方重商主义盛行、加上地理大发现的客观推动，海洋贸易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出现了东西两半球海上商贸直接交易的新局面，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商品经济开始繁荣，商机愈益增多，以商业增值财富的途径日益广阔（像明初江南富户沈万三就是一个典型）。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也开始发生转型，出现了专门从事农副产品和日用品的深加工作坊、以及经营这些产品出口的贸易商行，这种随社会分工相应而增多的财富积累方式，就是以前学界曾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不管怎么说，这意味着中国国内一批有眼光的商人开始把目标瞄向了海外；也意味着在时代的新旧交替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明中叶以来，徽州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持续稳定局面的形成，人多地少的矛盾极为突出。“徽州介万山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勿论饥岁也”。1“生齿日繁，则生计日隘”。2为谋求生存的需要，摆脱人多地少的矛盾，徽州人被迫离乡背井，成批地外出经商。即民谣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时当嘉靖、万历之际，成群结帮的徽州人，沿着故乡的河流走向四方，尤其顺新安江东下可直奔杭州湾，随后又前往闽、粤，走向东南沿海，开始从事海洋贸易，逐步形成了徽州海商集团。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J．R．Hicks)指出：在当时，就世界范围而言，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是引导传统经济(包括习俗经济、命令经济、道义经济等)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一种“专业商人”3。徽商善于抓住明中叶海洋贸易带来的机遇，使海上贸易与盐、布、典、木、茶等行业相结合，并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网络。

　　资料显示，随着16世纪东西方海上航线的开通，导致跨越欧、亚、新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出现。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中继点“马尼拉丝市”的建立，有力地刺激了中国江南地区的蚕丝业，进入国际贸易的大商圈，并由此引发了江南地区的商业化。在这一过程中，正在向江南地区奋力开拓的徽商当然不会坐视旁观。据法国人裴化行在《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记述：明嘉靖年间，“商业的利源被原籍属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梁家彬教授发现的西班牙传教士的相关记载也称：1556年葡萄牙人进入中国广东市场之初，有十三商馆（行）。其中广东人五行、泉州人五行、徽州人三行，共十三行。这说明，在当时相对遥远的商贸重镇广州，处于内陆的徽商在大名鼎鼎的十三行贸易中也已经占有相当的份额，其实力绝不可等闲视之。

　　当时的历史文献在提到“海商”时，往往将“闽、广、徽、浙”并提，其他三省都是沿海省份，唯独安徽是内陆省份，这不能不看出徽商在海洋贸易中的地位。资料还记载，当时的徽商“远服南越，与岛夷为市”，说明他们在与东南亚的贸易中也占有一定份额。

　　从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走出大山，到主动参与当时的海上贸易竞争，徽商财富的迅速积累，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们善抓历史机遇。

　　一纸“海禁”，错失海洋时代

　　明朝的所谓“禁海”，是指明政府禁阻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始于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出于镇压江、浙等地张士诚、方国珍等余部的政治需要，除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但这一政策时张时弛。永乐三年（1405），市舶司恢复，海禁有所松弛，在整个永乐、成化年间对官吏和民间私通海外的贸易比较宽容。明朝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贸易时期，人们互通有无，各取所需；到了正德、嘉靖年间，海上民间贸易相对繁荣。包括徽商在内的各大商帮，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

　　海上贸易的繁盛引起近邻日本的觊觎和垂涎，从而引发有明一代东南海疆连绵不绝的“倭患”。在当时，日本对中国物产的贸易已形成一定规模。胡宗宪在《筹海图编》《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如衣料类：丝、丝棉、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磁器、漆器；女人脂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此外，日本方面还特别需要中国药材。同样，中国士民对日本商品也有浓厚的兴趣。如日本所产倭刀以其锋利精巧，成为官绅士民争相求购的珍品；倭扇、描金饰物等，也颇受明朝百姓的欢迎。既然有需要，当然就有贸易。然而，明朝政府对此畏之若虎，多方阻扰。早在嘉靖元年，给事中夏言就上疏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巡视福建海防时达到极致，“片板不许入海”，禁止一切对外贸易。这意味着国家放弃海洋经营，把郑和七下西洋所取得的海上优势拱手让人。对此，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先生曾有评论：

　　“八十年后，欧洲人为了找寻香料群岛陆续东来。他们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得步进步，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个样子。……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
        所以有论者指出：大明帝国实施“禁海令”，使中国历史从此走向了错误轨道，错失了海洋时代。采取这样一种闭关锁国政策的严重后果是，直接阻碍了中国与邻近国家的商品交流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之后隆庆初年，虽一度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以征收商税，国家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因而在正德、嘉靖年间形成势力的徽商海上贸易集团，只是在明皇权极为有限的政策宽容范围内，打时间差发展起来的；其中也夹杂着勾结官府豪强（或本身即为豪强），与东西方商人进行海上走私贸易的不法活动。这方面，以徽州歙县商人出身的王直最为代表。

　　嘉靖初年，活跃在闽浙沿海的商业集团主要有两支，一支以闽人李光头为首，另一支以徽州府歙县人许栋为首。许栋的商业集团最初与葡萄牙合作，后来又有日本私商入伙。王直因与许栋是同乡，便加入了他的商业集团并成为核心骨干。在嘉靖二十六年许栋和李光头因从事海盗活动相继被朱纨率明军剿灭后，王直迅速成为流民商业集团的首领。

　　在日本史料记载中，称王直为“五峰船主”，因其外祖家姓汪，也有史料称其为“汪直”。他最早靠与同乡徐惟学合伙贩卖私盐起家，后又到浙江、福建沿海地区从事其他走私活动。明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又在广东私造双桅大船，从事硫黄、硝石、生丝和棉布等政府禁运物资的走私活动，频繁来往于日本及中国东南沿海，甚至暹罗（今泰国）一带。经过不断征战和与明朝地方官员的私下勾结，王直逐渐获得了中日之间的海上垄断地位，新入海通番的船只都只有悬挂“五峰”旗号才敢在海上行驶。

　　王直集团的行为引起了明中央政府的注意，政府相继派朱纨等人清剿浙江沿海流民武装，两路夹击王直，王直只好将活动基地迁至日本，定居于日本平户（今属日本长崎县），挂起“徽王”旗号。一直从事走私贸易的他，希望明朝政府取消海禁，允许中日自由通商，并说：“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若允之，海患乃平”。在王直势力最大的时候，他仍上书明朝政府要求开放海禁，不过明朝政府根本不予理会。于是，他组织起自己的走私武装并利用日本浪人向中国沿海地区发动多次跨海攻击，这就是“倭患”的大致由来。

　　当时朝廷中有一些比较明白的大臣提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应该对王直这类海寇采取招安政策。出身于徽州的名臣胡宗宪（曾主编《筹海图编》，意在恢复海上强国地位）也认为，如果朝廷可以利用王直，并宣布海外贸易合法化，不但海盗不剿自平，而且还将重新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嘉靖三十五年（1556），胡宗宪履任浙江总督，王直派人传话给这位徽州同乡，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协助剿除松江各处流民，希望以此换得明政府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胡宗宪秉承嘉靖旨意将王直诱捕，并在三年后将其处死。

　　著名徽学家叶显恩教授认为：“被称为‘倭寇王’的歙县人王直，本是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商人。他因请求朝廷开海上贸易遭拒绝，而走上海上劫掠的道路。如果站在16世纪国际贸易新形势的制高点加以审视，当更能把握嘉靖年间‘倭寇’的实质。”

　　善抓时机，决胜国内市场

　　王直的个案，只是一个极端的典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徽商在海洋贸易方面的开拓，最终因明王朝加强海禁等多种原因而夭折了。但他们处变不惊，通过在海上贸易积聚的财富和积累起的经验，在外向发展不成的情势下，迅速地调整目光，把经营战略转向内需市场。这一次，他们把目标瞄准了盐业，兼及丝、茶、竹木、典当、百货……并和他们的商家对手晋商打了一场漂亮的争夺战。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盐是由国家控制的专卖商品，关系民生日食所需，销量巨大，最能从中获利而积成巨资。晋商是趁明初实行“开中制”之机从事盐业而发迹的，徽商自然对之垂涎而力求分得其利。早在弘治五年(1492)，徽商趁户部尚书叶淇以纳银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改订盐法的机会，纷纷进入扬州、杭州，夺取自明初起在此独占盐利的晋商阵地。其中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运用雄厚的财力，通过朝中达官显宦（并鼓励徽州子弟以科名进入仕途把持盐、漕等官榷要职）取得商业垄断权。万历以后，他们基本取得了盐业经营的优势，其经营的规模和资本额也已达到了传统商业的巅峰。这种巅峰状态一直延续到清初，乾隆下江南巡幸扬州，徽商巨富江春一夜之间能在瘦西湖用盐包堆起一座形似京城北海的白塔，引得乾隆皇帝也不由自主赞叹：“徽商之财力伟哉！”

　　除了盐业拓展，明清徽商还在全国许多城市开设了茶号，仅乾隆时北京就有徽人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

　　第三是木商，徽州盛产木材，木商不仅有行商，还开有木行及木业公所，如创建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杭州“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徽州六邑木商五六百人。再就是典当业。“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徽州典当，强调薄利多贷，便民济贫，故深得人们欢迎，竞争力也很强。

　　在这一过程中，徽商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迅速建立和发展起自己的商业网络，一个显著的效应就是在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岸极力推进商业化和城市化，在南京、芜湖、安庆、武汉、扬州、苏州、杭州、临清等城市纷纷建立起商贸中心，即所谓“业贾遍于天下”。7这得益于被胡适先生赞誉为“徽骆驼”的徽州商人所特有的任重致远、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前面说过，徽州由于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限制，决定了一代又一代、一拨又一拨徽州商人，不惧艰难险阻，从大山深处走出去经商创业。当时有“钻天洞庭遍地徽”的说法，即指徽商无孔不入，足迹几乎遍及当时中国所有的省府州县的都会城市。如北京载明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除都会城市外，徽商还遍及“山陬海埂，孤村僻壤”，直至僻远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因时顺变。“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即半禹内”。8“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

　　“业贾遍于天下”，尤其是“无徽不成镇”局面的形成，对于“长三角”地区现代市镇化的起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高度繁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可见，由开拓海上贸易到转向内需竞争，主攻当时国家民生命脉所系的盐业，并进一步形成在盐业、茶叶、竹木、典当四大领域雄霸一方，充分说明徽商在它崛起的进程中，紧紧地抓住了两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从而发展成在中国经济史上数一数二的大商帮。

　　这其中的成败得失，大可以为我们今天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抢抓机遇，化“危”为“机”，做好经济转型工作提供参照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