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知道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注释中唯一论及的中国人，但知道他曾经是徽商的人却不多。王茂荫的成长经历如何、经商经历如何，特别是他的理论建树如何辗转“出口”，并最终引起马克思的重视而被写进《资本论》，一直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

     徽商王茂荫

     王茂荫（1798—1865），曾名王茂萱，字椿年，出生于安徽歙县南乡杞梓里。王的远祖家境较好，但自祖父王槐康起，开始发生变化。为家人生计，王槐康不得不弃儒从贾，随族人经商于北京一带，做茶叶转贩生意，专营徽茶和闽茶。由于重质量，讲信用，王槐康生意兴隆，贩销量不断增大，盈利颇丰，在京师一带很有声望。后积得一些财资，于1780年在北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创设“森盛茶庄”，成为一个经营茶叶的徽商，自此，王家经济状况逐渐转好。
     但，由于店业初创，业务繁忙，王槐康接连五年没有回老家团聚，终因操劳过度于1786年病逝于通州潞河，享年仅31岁。王槐康病逝后，王家家境凄惨，陷入“数米而炊”的境地，其他事业无不废弃，唯“森盛茶庄”赖族人照应代管，方得以留存，遗孀方氏每年还可以提取年息纹银四百两作为家用。后王茂荫的父亲王应矩继承了其父创下的森盛茶庄。

     王茂荫的青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杞梓里，求学近在本地附近，远到歙县县城郊外的紫阳书院，离家也只有几十里地。根据曾国藩撰《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二级谕赐祭葬显考子怀府君形状》可知，王茂荫“髫龄入塾，晨入暮归”。13岁 “从双溪吴柳山先生游。”后又师从钱伯瑜先生。24岁入县庠就读；27岁科试一等第四名；30岁酌增例廪生，生捐贡，加捐训导。王茂荫生性聪颖，学习发奋，深得先生的器重和赞赏，在歙县紫阳书院读书时，也得到先生看重和庠生们的看好。
     但王茂荫在功名进取的道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虽然也取得成绩，然在乡试中却屡试不中，时常感到郁闷，家人也闷闷不乐。据王茂荫后裔和家乡里人口碑相传，王茂荫曾一度失去继续参加乡试会考的决心，可见，任何名人的成功都有一番艰辛。

     徽州社会自古就有一个传统，几乎每个家族世世代代都鼓励子弟读书，首要目标就是考取功名，求得官职，以光宗耀祖。如果读书不能中举做官，再去经商发财，然后积攒资金，一方面积德行善，一方面供养后代子孙读书，为获取功名奋斗。王茂荫屡试不中，感到仕途无望，于是向祖母等提出外出经商，承担供养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家人见其决意经商，便鼓励他在新的环境下，在经商的同时，伺机再考。

     于是，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32岁的王茂荫来到北通州，协助父亲打点森盛茶庄店务，主要承担记账、清点货物等事项。这一年里，他体验了经商的辛劳，根据后来王茂荫给道光和咸丰帝的一些谏议来看，王茂荫对官商之间、商人之间、商民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对店务管理等经商活动等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对当时京城附近社会状况也有所关注。这一年，王茂荫一边学习经商，一边利用空暇时间坚持攻读，等待时机，盼望考场得意。

     王茂荫33岁时，适逢道光帝50大寿恩科取士。因王茂荫原名王茂萱已捐分发例，宜本省乡试，于是更榜名为王茂荫，并捐监生，应顺天乡试，中第228名举人。34岁壬辰会试中联捷，中第172名进士。根据《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王茂荫于1832年壬辰恩科会试中三甲第40名进士。同年五月，到户部报到等待任职，1833年开始在京供职，先后任会试收卷官、奉堂派兼贵州司行走、山西道监察御史、礼科掌印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等职。

     1853年十一月初二，王茂荫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1854年三月十二日，调补兵部右侍郎，同年七月，专司马馆事务、转补兵部左侍郎。任上，因奏请《请暂缓临幸御园折》，被朱批降四级留任。60岁时上《请开缺调理折》（即辞职报告），获准，于十月，从一直居住的北京宣武门外大街歙县会馆移寓于广渠门内的玉清观，其时，王茂荫得病在身，他只得在潞河书院儿子处一边养病，一边亦任书院主讲。1861年七月，咸丰帝去世后，王茂荫被咸丰帝不公正的降职处理得到同治执政者的恢复平反。1862年四月，王茂荫复出，一年后，调任吏部右侍郎。六月，在山西办理案件途中，接到继母病逝的消息，于是回京奏准办理丧事，因当时战事较紧，只得绕道奔丧。在扶柩回歙县家乡处理完继母丧事后，王茂荫也因旧病复发，一病不起，于1865年（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病逝于歙县义成村家中。

     王茂荫作为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一位重要言官，留给后人的著述不算很多，但都很值得学习和研究。王茂荫的著述主要有《王侍郎奏议》和《王茂荫集》。王茂荫著述中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如经济思想中的货币改革思想、货币理论、重商思想和农本思想等在同时代经济思想家中处在前列。

    纸币言论引起马克思关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指出“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为此还专门写了一个注释：“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王茂荫为何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呢？直接的原因是当时清政府面临经济困难特别是财政危机。当时特别急需款项对外赔款，急需大量资金用作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经费等。为此，朝廷为如何迅速筹措资金而展开讨论和辩论。王茂荫于咸丰元年（1851）九月初二日和咸丰四年（1854）三月初五日先后上了《条议钞法折》和《再议钞法折》两个奏折。在《条议钞法折》中，王茂荫提出发行纸币以缓和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的办法，不过，他认为：发行纸币，首先要“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建议发行以银两计算的钞币1000万两,票面价值分10两、50两两种。发行的办法是：“行之以渐，限之以制”，也就是要采取审慎地、逐渐增发的办法，第一个发行年度先发行10万两，试行一、二年后，如果不发生钞币贬值和流通混乱的情况，能够正常流通，那么，则在第二年把发行量再增加一倍，如无问题再加倍，直至达到1000万两的最高限额为止。并且，在钞币发行后，并不限制现银的流通，并且以银为主，现银的流通量还应是钞币的几倍。

     王茂荫的这个币制改革方案，与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意图是合拍的，但钞币怎么发行，发行多少则与之明显相左。因而，当咸丰三年清政府决定发钞和铸造大钱时,就将他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意在让他负责发行钞币并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以便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快地积聚货币，解决清政府的急需。至于钞币的发行方法和发行数量，清政府则通过提升王茂荫职务的办法，暗示和鼓励他推行通货膨胀政策。

     但是，王茂荫是一个学者型的言官，他在奉命实行币制改革时，按他的原设计划发行钞币最高限额1000万两，而此数只是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且，按照审慎发行逐年增倍的办法，由10万两起要达到1000万两这个最高限额，约需七八年的时间， 对于当时财源枯竭而需用又十分紧急和数字又十分庞大的清政府统治者来说，用这种办法增加这么一点收入，显然是杯水车薪。同王茂荫的设想相反，1853年开始，清政府大肆发钞，同时铸造大钱，引起严重通货膨胀和社会的更不稳定。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王茂荫又上了第二个货币改革方案《再议钞发折》，企图说服最高统治者按他的方案去制止已经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王茂荫建议：一是允许用钱钞兑换现钱（即制钱），此种做法的目的是安人心；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此种做法是使银钱和钞币在各行之间互为周转，形成良性循环；三是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搭用钞币，这又是促使一行内部形成“自为周转之法”。王茂荫的第二个币制改革方案是仿照商人发行银行券而设计出来的。用王茂荫自己的话来说，他之所以考虑采用兑现的办法，是由于他认为“市行钱票与钞无异，而商民便用者，以可取钱也”。

     很显然，王茂荫在这里是把“钞”这种国家发行的纸币与被人统称之为“市行钱票”的由私人钱庄、银号等发行的银行券性质的票据等同了起来。钞币是由货币的流通手段的职能产生，是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而“市行钱票”实质上是发行钱票的商人对持票人的债务，商人发行钱票时要向持票人保证随时可按持票人的要求以现金偿还，所以兑现是一种偿还债务行为。王茂荫要使国家发行的“银票”、“宝钞”等像“市行钱票”一样随时允许兑现，就是企图“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过来也就是企图暗将凭权力流通的国家纸币转化为凭信用流通的银行券。显然，他并不了解“钞币”、“市行钱票”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

     王茂荫的两个币制改革方案，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币制改革思想，同时又是他货币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两个币制改革方案不能为统治者解决火烧眉毛的搜刮大量钱财的问题，被指责为一心只为为商人着想，不为朝廷着想，咸丰帝大怒，先是撤后是换了王茂荫的职务。空抱济世之才的王茂荫只得落寞收场。

     王茂荫的奏折和当时朝廷内关于货币改革和如何迅速为朝廷积聚资金的争论被邸报刊载印发朝廷官员阅看，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第13班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地位，从清廷中搜集到王茂荫的有关奏折和信息，然后将这些资料交于其下属人员叶夫拉姆皮译成俄文，并由巴拉第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3卷，于1857年在俄国出版。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F•阿•梅克伦堡将《论著集刊》前3卷选译成德文，并重新起书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博览群书，就是根据该书德文版了解到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的，从而就有了那个标号为83的注释，也从而使王茂荫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注释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