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大多“小本起家”,经过一二十年的奋力拼搏,终于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其中的艰难困苦是难以言尽的。有的人甚至干了一辈子,留给第二代的也仅仅是个小摊子,但他们的第二代却继承父业,在原有的基础上将父业发扬光大。 徽商程锁就是一例。程锁的父亲经商,他自己从儒。但不多久父亲“客死淮海”,他徒步日行百里前去奔丧,本以为父亲还留下一些钱财,谁知父亲的资金都贷给了他人,一时又无法归还。他索性“出券悉焚之”,只有一头老驴卖了一千个钱,扶丧归家,将一千钱留给母亲度日,自己也大病一场,三年没有出门。 很快,程锁的生活出现窘境,母亲希望他从商。于是他邀了志同道合者十人出去创业。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渐渐发家。他中年到溧水经营粮食生意,非常讲究商业道德,这里“春出母钱(本钱)贷下户(穷人),秋倍收子钱(利息)。”而他一年只收十分之一的利息。有一年大丰收,谷贱伤农,其他商人纷纷压价收购,独有程锁平价收买。第二年大饥,粮食踊贵,程锁卖谷,价如往年平。百姓莫不称赞程锁。他又将商业扩大到吴越间。这样他已“累数万金矣。”终于二代发家,成了著名的大商人。 胡开文第二代发家更典型。清代徽州绩溪人胡天注在休宁创立了“胡开文墨庄”。晚年胡天注临终前遗命48岁的次子胡余德“统持家政”。胡余德不愧为能干的第二代,他聪明好学,志存远大,又颇具干才。接班前早就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如今他思考的是如何光大父业。他始终不懈地在质量上下工夫。同时在形式上大胆创新,制造出集锦墨。如“棉花图”(全套16笏)、“十二生肖图”(全套12笏)、“御园图”(全套64笏)。墨品一面画图,一面题赞,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堪称精品。 他以最好的原料、最精的工艺制出“御制文渊阁诗墨”(集锦墨)进呈皇帝。该墨品墨式奇特,无一相同,正面镌有乾隆进士、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彭元瑞书写的御诗,背面镌有描摹的文徵明等名家之画。果然,皇帝大加赞赏。 胡余德作为“胡开文”的第二代,最大的贡献不仅是光大了父业,更重要的是坚持并实践了产业的继承原则,从而保证了“胡开文”的品牌长盛不衰。封建社会传统是儿子们长大后都要分家。很多商人创立的产业,经过二代众子分家后,不仅产业资金分散、规模变小,父辈创立的品牌也砸了,殊为憾事!胡余德经过深思熟虑,在生前立的分家阉书中确定了一个重大原则:分家不分店,分店不起桌,起桌要更名。可以说胡天注第二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胡开文墨业前后传承六代,保持了近200年长盛不衰。 从徽商的发展史看,绝大多数徽商的第二代都能继承并发扬光大父业,否则徽商哪能发展几百年?但确也有少数的徽商二代败家。每当看到这些史料,不能不令人扼腕称叹。 据《歙事闲谭》卷十七载,歙县有一巨商许翁,因家中十几代经商,到他这一代已在江浙开设了四十几个典铺,其资本惊人。 许翁很厚道,但几个儿子却极不争气。他们以豪侈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侯。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青骊彤白,无色不具。每天出门豪游,则前后导从,炫耀于闾巷间。而且还惹是生非,横行霸道。官府几次准备法办他们,许翁只得上下行贿求免,不知花费多少银子。于是这几个不肖儿子在一起商量:“家乡不能呆了,何不到外地去玩呢?”反正他们“不差钱”,所以各备舟车出游江浙间。凡其家设有典铺的地方他们都去,无远不至。每到一个地方,就以片纸发到典铺中,恣意提取银钱。掌柜如果不给,辄骂道:“这是我家的典铺,干你何事?”他们长期呆在妓院里,甚至打发妓院鸨母自到典铺中索取现银。掌柜们大惧,纷纷向许翁告急。 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乃写信遍告各地典铺,准备同日关闭。没想到这一决定引起众多的伙计不满,因为典铺一关闭他们也就失业了。许翁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决定自管事者以下,每人都赠送一笔现银,打发回家。管事者或给千金,或给二千金,视典铺之大小,依次递降,甚至铺中杂役男仆,人皆有份,最少亦给钱十万。可是许翁做出此决定时,也没有计算其人数,此决定一下,主办者按籍而计之,则四十几个典铺,人数竟将近二千,个个如数拜赐而去,而许翁资产也荡然无存了。“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如此一个大家业,终于败在不肖的第二代!
从“学而优则仕”到“仕而优则学” 徽商贾而好儒,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就是“富而教不可缓矣。”在他们看来,自己过去未能读书入仕,是因为没有经济条件,不得不去经商。如今致富了,一定要培养子弟读书,只有子弟做官,才能光宗耀祖。所以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聘请名师教育子弟,不少第二代从此走上仕途。 汪道昆就是一例。他的父亲是盐商,从小父亲就让他走读书之路。他也很聪明好学,仕途一帆风顺,晚年更是做上了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这样的大官。 去过歙县的人无不惊叹那巍峨的八脚牌坊,谁会想到牌坊主人许国也是徽商第二代。许国起初家中很穷,母亲力劝父亲经商,没有资本,则将嫁妆卖掉。于是许国父亲来到苏州经商,“率三数年或八九年一归,归席未暖复出。”稍富后即供养许国读书。后又值家难,赀产尽倾。父亲就在家乡开一小店,艰难度日。这时许国已成秀才,稍稍能以讲业自给。许国后来数举不第,父母仍不灰心,继续鼓励他拼搏,后中举人,嘉靖四十四年许国中进士,可父母已相继辞世。许国后来为明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徽商的第二代终于成了朝廷高官。 徽商二代入仕非常普遍。据道光《徽州府志》统计:明代徽州中进士425人,清代徽州中进士645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徽商第二代。如果加上早已迁居外地的徽商,那二代入仕的就更多了。 也有不少徽商的第二代并没有走上仕途,而是走上治学之道。戴震(字东原)就是如此。他出身贫寒家庭,父亲经商,虽然资本不大,但由于戴震从小就聪明好学,过目不忘,而且善于思考。父母十分支持戴震的学习,并没有强迫他经商。 18岁时,他因家境困难不得不辍学,随父去江西南丰贩卖布匹,其间曾一度在邵武设馆讲学。20岁返乡,拜婺源名儒江永为师研究学术,从此潜心治学。戴震一生著述繁富,涉及学科非常广泛,在数学、古文字学、语言学、考证、天文学、地理学、经学、哲学等领域都取得辉煌的成绩。梁启超评价说:“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据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两千年所未发。”可以说戴震是清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 清代歙县的凌廷堪也出身于商人家庭。父亲凌文焻业贾于海州,凌廷堪就出生在海州,谁知六岁父亲就去世了,母子两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为了教育儿子,母亲卖掉簪珥等妆饰,供养廷堪就读私塾,完成了最初的启蒙教育。稍长,母亲让其学贾经商,谁知他根本不善经商,屡屡亏折。二十几岁的他一心想读书,尽管年岁不小了,但母亲还是同意了。凌廷堪非常高兴,作《辨志赋》以明志。先后到南京、北京,与众多学者交游,虚心求教。后虽屡踬科场,但毫不气馁,终于在乾隆五十五年中了进士,本来可以到吏部做官,但他自愿改就一般人不愿去的冷官——府学教授,并说:“必如此吾乃可养母、治经。”从此他教职之余,一心著述,撰成《礼经释例》十三卷,终于成为清代著名的学者。 还有不少徽商的第二代从医、从事艺术创作(美术、戏剧)等等,由于有优厚的经济条件和父辈支持、名师指点,他们也都能在自己的领域中作出可贵的贡献。
重视教育是关键 从徽商的第二代发展的情况来看,无论是继续从商,还是入仕、从儒、从医、从艺,基本上都是成功的。 继续从商能够发扬光大父辈事业,这应是很多的,否则徽商哪能延续四百多年不中断,并能不断地创造出辉煌?第二代入仕也是成功的,明清时期徽州出了数千官员,有的在朝廷做到高官,这些官员基本上都能尽职尽责,做出了一些贡献。徽商第二代从儒的更是不得了,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并在自己的领域里潜心治学,辛勤著述,成就了许多大学者,他们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增添了大量财富。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多是徽商第二代。二代败家的毕竟是极少数。这些情况说明:徽商的第二代是成功的。 徽商非常重视对第二代的教育,不仅是文化教育,更重要的是品德养成。他们善于将自己创业的艰难拿来教育二代。徽州木商许尚质长年在云南、贵州深山老林中采木,吃尽千辛万苦。为了教育四个儿子,他把自己平生艰难辛苦状勒石上碑,竖在堂右,以示子孙。许侔经商致富后仍念念不忘自己创业时的艰难,他告诉下一代:像我经商,如果害怕困难,则大势去矣,哪能充其囊橐,裕身肥家?你们一定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才能致富啊。他们非常注意言传身教,自己归老后仍是守以淡泊,艰苦朴素,布衣暖,菜根香。这些对下一代自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歙县盐商吴鈵不仅为几个儿子“延名师家塾,谆谆以陶侃惜分阴之义相警。”而且严加督促,见儿子“所业进,则加一饭;所业退,则减一饭。”“家无樗蒲、博弈等具(古代赌博工具),案头惟时花数瓶,旧书数种,以供欣赏而已。”创造很好的读书环境。果然三个儿子不负父望,先后都成了进士,成为朝廷命官。 在教育中,徽商也注重因人制宜,不强求二代。第二代究竟让他经商还是从儒还是干什么别的,自然各有好处。徽商的第二代之所以比较成功,就在于父辈尊重儿子的兴趣和资质,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并不强求他们一定要干什么。徽州有一副楹联:“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这充分反映了徽商非常注重实“效”,只要“效好”,经商、读书、从艺,皆予支持。正因为如此,第二代中既产生了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又出现了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声闻遐迩的名医生、艺术家。这对我们今天教育第二代也是有深刻启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