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书海

    吟诗是徽商在闲暇时最普遍的消遣方式，具备一定文学功底的他们，客商的旅途中或借景抒情，或感怀自身。乡愁是他们诗作中少不了的主题，徽商程志干在《七夕诗》中写道：“人当离别真难遣，事纵荒唐亦可怜。”徽商寄情诗文，排遣心中的寂寥和浓浓的乡愁。
    徽商更渴望跻身于缙绅之列，借以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贾而好儒”的徽商在经商所在地，广泛结交文人学士、公卿硕儒，举行诗文之会。歙县商人黄明芳，“好接斯文士，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
    徽商闲暇时除吟诗著文外，最喜读书。阅读典籍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去钻研，翻阅小说就相对轻松，且更有休闲放松之乐。明清以来，小说受到世人的喜爱，商人自不例外。以徽商为例，歙县江绍莲抄录了《聊斋志异》的精彩段落；婺源人江南春喜读《聊斋》之余，也作有《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等读书笔记；《日知其所无》的作者茶商汪素峰，闲暇时痴迷于各种小说，尤喜《玉梨魂》。
    读书需求的扩大，不少徽商开始从事刻书事业，以满足市场需要。“扬州二马”即徽籍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他们的藏书刻书事业独领风骚。徽商还刊刻大量地理类、商业类、小说类等实用性较强的书籍，或从自身需要出发，或从当时市场需求考虑，诸如《水陆路程宝货辩疑》、《全国地理歌诀概要》、《商程一览》之类，在明清图书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徽商喜好读书以及衍生出的刻书，不仅提升了商人群体的文化品位，也把生活中一项兴趣爱好发展成为具有高雅性的休闲活动，并进一步将其变成一种文化产业，从而达到真正的贾儒结合。

钟情收藏

    富裕起来的徽商热衷于收藏图书典籍、古玩字画，而且乐此不疲。他们或花费巨资收购典籍，或专门开辟书楼用以藏书，这些徽商及他们的后代成为了享有美誉的藏书世家，如徽人璜川吴氏、“扬州二马”、程晋芳、鲍廷博等。徽商藏书不全是出于自娱，更乐于向文士们开放，甚至为政府编纂史册所用，将其变成一座公共的休闲空间。盐商吴家龙建有御书楼，乾隆帝赐名“文汇阁”，王文简等名士常集于此，研究学问。“以布衣上交天子”的大盐商歙县人江春，建有“随月读书楼”和“康山读书处”，使得他家“名流代出，坛坫无虚日，奇才之士，座中皆满”。
    由于徽商的文化艺术修养颇高，对字帖、画作情有独钟。徽商巨资收藏、资助或邀请画家作画以自娱，在与文学家、艺术家的不断交往中，慢慢具备了不俗的鉴赏能力。如徽商兼鉴赏家詹景凤（字东图，明末安徽休宁人）雅好书画，将平生所见和自己收藏的书画编纂成书，即《东图玄览》40册。他长期往来于江浙一带，常年寄居苏州，对苏州的收藏风气、时尚雅好十分敏感。
    他对自己的古物鉴赏力相当自信，于是他在《东图玄览》附编中夸耀了自己独到的审美眼光：“太史（指文征明，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真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在画史上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短幅小长条，实为本朝第一。然而太史刚去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我独自酷好，所过遇有太史画无不购买。见者捂着嘴笑，说买这些画没用。当时太史的画价格一般，一幅多长的不超过一两银子，少的只有三四五钱。我喜好十余年后吴人才喜好，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喜好，又三年而越人喜好，此时太史画的价格已等同美玉的价格了。”
    明中叶以来，玩古尚韵之风开始在市民阶层广泛流行，并成为雅致生活的风向标，至清代依然不绝如缕。在扬州，徽州盐商丰厚的财力使其较轻松地将古玩字画收归囊下。明代歙商吴伯举，“雅负博古，重金购买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如果遇到珍奇古物，花费千金也毫不犹豫”。乾隆八年（1743），马氏兄弟集金农（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名燮，清代书画家、文学家）等文士宴于“小玲珑山馆”，把玩古物、赋诗写画。席间，金农获赠一枚古砚，激动万分，立即为其刻制砚铭。
    徽商对收藏的迷恋，是其好雅的最直接表现。他们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在明清繁荣的图书、字画、古玩、工艺品市场上选购适合自己赏玩的器物，无论是自娱，还是与友人们真诚的分享，徽商从中获得了快乐的体验。在高涨的收藏热潮中，即使被骗也“甘之如饴”。

山水赏剧

    关于徽商游览山水的例子，史载颇多，不少徽商都曾游历天下名胜。明嘉靖年间，休宁商人汪福坚，“尝命掣鹾淮越，假是而游江湖者数年，于徐、扬、青、兖、齐、楚鲜不遍历。”明代婺源盐商李大祈易儒而贾，“挟策从诸父昆弟为四方游，遍历天下大都会”。徽商风雅出游，总有诗文相伴。黟县商人胡际瑶经商江西，“舟车往返，必载书箱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以寄兴，著有《浪谈斋诗稿》一册。”
    听戏赏曲是一项古老的休闲娱乐活动，戏曲也是徽商十分偏爱的娱乐活动之一。据《休宁碎事》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休宁迎春，共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缯彩，竞斗靡丽美观。”明清时期，各大城镇的茶馆酒楼广设戏曲杂艺舞台，客居的徽商可以一边品茶观赏表演，一边进行商业信息的交流。
    一些实力雄厚的徽商往往蓄养戏曲班底，俗称“家班”。明末，南京的徽商曾经集金陵梨园最著名的两支班底进行汇演《鸣凤》等剧，“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这种情况在扬州的徽州盐商身上表现得更为彻底，为迎接乾隆帝的南巡，以江春为代表的盐商搭起规模巨大的“档子”开演，这种集园林、工艺和戏剧为一体的临时性建筑，极其复杂华丽。两岸30个工段，便需要30个戏班左右。这丰盛的戏曲大餐，虽掺杂了徽商对封建权贵的巴结之心，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对扬州戏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徽商热衷于蓄养家班，江春的德音、春台两个家班，每年开销三万两，戏班的行头也十分富丽，“聚众美而大备矣。”除了蓄养家班，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徽商往往还能自己编剧、作曲、导演，如休宁商人汪廷讷著有杂剧六种，潘之恒、汪季云、吴越石等人则“自为按拍协调”，“招邀引导”。富商程志辂也喜好词曲，收录的工尺曲谱多达十数橱，绝大多数是当世孤本。“凡是著名演员到了扬州，无不争着想认识他，有新曲不熟悉乐谱音符者，就询问请教他。”为了迎合徽商对名班名角的需求，职业戏班竞争激烈，戏曲表演水平因此得到提高。可见明清时期，徽商对戏曲的爱好和巨大的消费量，促进了当地的戏曲文化的发展。
    明清时期，民间社会的休闲娱乐呈现出雅俗共赏的局面，而徽商的休闲娱乐生活颇为不同。他们或出于自娱、娱人，或出于交结官员、文士，或出于经商之目的，其休闲娱乐方式整体上体现出尚文、儒雅的特色。毋庸置疑，富裕起来的徽商十分重视文化的修养，使其在选择休闲娱乐的方式时尤为注重文化品位，彰显儒商雅量。这当是对现代商人休闲娱乐生活的有益启迪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