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古城歙县的棠樾牌坊是令人震撼的，而营造这一建筑奇观的棠樾鲍氏家族，在明清之时曾经名宦位重、权势赫赫、富埒王侯。如今富贵荣华，早已烟消云散，只留下让世人惊叹的牌坊群，宛如这个显赫家族渐行渐远的背影，让人徒生感慨。

说到棠樾鲍氏，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生活在清乾隆年间的鲍志道。鲍志道(1743—1801)，谱名廷道，字诚一，自号肯园，歙县棠樾鲍氏廿四世祖。风水轮流转，在明朝显赫一时的棠樾鲍氏，传到鲍志道头上，已是败落不堪。聪慧绝伦的鲍志道凭借一己之力，不仅恢复了棠樾鲍氏的盛名，而且把家族的财力权势带到了顶峰。

         一文之身   一城之志

        鲍志道年幼时候，父亲鲍宜瑷长期在外经商，由于父亲不善积财，鲍志道的家境并不宽裕。于是在11岁时，鲍志道便中断学业，由族人介绍，去江西鄱阳做学徒。

        由于家贫，出门时鲍志道身无分文。母亲便从箱柜底层拿出一直珍藏着的志道婴儿时的襁褓，将襁褓的虎头帽上配镶的那枚“康熙通宝”罗汉钱取下，给志道随身带上，告诉他说：“儿啊，这可是我们家仅剩的一文铜钱了。今天给了你，咱家的兴旺就要看你了啊！”鲍志道眼含热泪，郑重地将这一文钱收在内衣夹层的口袋里，并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把这一文钱，变成一座城。

鲍志道几乎是一路乞讨去到江西鄱阳，路上的辛苦自是不必说了，但不论多辛苦，鲍志道都没有动用那一文钱。

到鄱阳后，鲍志道由族人介绍到商铺做学徒。店铺里，他的个头最小，活却最多。小学徒是上不了柜台的，鲍志道只好忙里抽空，一有机会，就往柜台跑，看掌柜和伙计们算账。晚上自己在油灯下反复练习，一把算盘短短半年就被他拨烂了。

        也是凑巧，年前一天，货铺里的伙计们好几个外出要账去了，正逢年头岁尾生意一年最忙的时候，掌柜实在忙不过来了，向鲍志道抱怨道：“老板怎么安排人的，这么忙，会算账的都派出去了，就留你这么个啥都不会的小鬼。”没想到鲍志道向掌柜叫道：“谁说我不会，你让我来。”说完就来到柜台收银结账记账，有模有样，丝毫不乱。

        就这样，掌柜的一声抱怨让鲍志道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从打杂伙计坐上了柜台伙计，一般人坐上这个位置得用两年时间。打杂伙计是没有工钱的，但柜台伙计每个月就能有一两银子的工钱了。

        鲍志道会计学成后，攒下了一点钱。虽然老板极力想挽留他，并开出每月10两的薪酬聘他为二掌柜，但胸有大志的鲍志道却早有了自己的打算。他知道，天下财，不在江南，便在淮扬。而要在那里成为巨富，实现他得一城的财富积聚，必须经营盐业。几经周转，鲍志道在20岁时来到了扬州，十年的商场奔波，他逐渐成熟起来，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盐业经验。

       时值乾隆中期，两淮盐业不景气，管理松懈，生产疲惫，转运失调，私盐泛滥，使得引盐更加滞销。加上课税繁重，捐输不断，许多中小盐商濒临破产。同样来自于歙县的大盐商吴尊德为了摆脱危机，急需从本乡人中招聘一名经理，要求是能吃苦耐劳、精于盐业核算。积累了丰富的盐业经验的鲍志道抓住机会，前去应聘。可是不料吴尊德这位大盐商在招聘中，出了一道让人意想不到的试题。

        第一天，面试之后，大盐商命伙计给每位应聘者一碗馄饨，说算是犒劳。吃完后，大盐商让各位回去准备第二天考试。谁知，第二天盐商出了这样的几道题：请回答昨日你所吃的馄饨共有几只？有几种馅？每种馅又各有几只？应聘者被这样离奇的试题弄得目瞪口呆，有的摇头苦笑，有的后悔不已。然而鲍志道凭他十年从商的经验，昨日就预料了那碗馄饨不寻常，所以他对那碗馄饨作了细细的观察。此时应付这几道题自然是得心应手。结果可想而知，他被聘用了。

        鲍志道受聘后对吴氏旗下盐业进行整顿，由于他肯于吃苦，勤于学习，业务素质迅速提高。凭他超人的经营才干，盐商的经营大为起色，他自己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几年的积累，鲍志道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于是他辞去了经理职务，决心自己开创事业。他的商业直觉告诉自己盐业经营大有可为，一方面盐业是扬州的龙头行业，扬州所处的盐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另一方面盐业经营利润大。这几年经理生涯，他早已摸熟了市场行情，结交了许多社会各界的朋友，建立起了个人关系网。这些都帮助他在最短时间内走向成功，家资累至巨万。

当时淮盐要经淮河、运河、黄河、长江水运到各个引岸。每年有一些装载食盐的船只可能遇到沉船或是被抢之类的天灾人祸，没有商业保险机制的古代中国，经商者都可能碰到这种偶然性的商业风险面临破产。

        鲍志道于是倡议“一舟溺，众舟助”，如果一船沉溺，则众商相助，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这样以众帮一，不致使遭受沉船或是被抢之类的天灾人祸的盐商风险面临破产。此议一出，立即得到众盐商的响应，并得到实行。两淮盐商称此为“津贴”，这也开创了现代商业保险制度的先河。这一制度对促进盐运，维护众盐商的利益起到积极的作用，使得鲍志道深受众盐商的拥护。

精明强干的鲍志道处事公允、急公好义，在业界的声誉日益高涨。此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对盐商的控制，便于收缴课税，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盐商比较集中的地方选择家道殷实，干练精明的盐商充当盐务总商。满清统治者除了课税，是不屑于直接从盐业中获利的。但在当时，盐利是最大宗的生意，盐业在那时中国的地位，相当于石油产业在当下世界的地位。谁握有盐业，谁就握有四海之富。

       然而总商的角色并不好当，一方面，在政府眼里，盐商都是些富得流油的肥羊，总要想方设法进行搜刮。因此总商要代表众盐商利益与政府交涉、周旋。另一方面，他要不断解决盐商内部的矛盾，同时还要向政府反映众商人的愿望和要求。总之，总商处在政府和众盐商之间，双方谁也不能得罪，没有精明干练的处事能力是很难做到的。清政府的政令一出来，扬州的盐业巨商聚拢一起商谈由谁来出任总商。商谈中，大家都因巨大的利益诱惑争得不可开交，唯有鲍志道一言不发。争来吵去了整整一天，众人最后发现能服众的，唯有鲍志道一人。

鲍志道就这样坐上了两淮总商的位置，成为扬州城的商界至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一城之志。他处事果断、公允，深受众盐商的拥护，也得到政府的赏识，因而他在两淮总商职位上一干就达20年之久，声望显赫。

        鲍志道虽巨富，但生活勤俭，重礼好义，为世人称道。鲍志道对自己家人严格要求，崇尚节俭。他的门前不容车马，家中不演戏剧，“淫巧奢侈之物不留于宅中”。这在扬州社会风气“俗尚奢华”中是难能可贵。在他的倡导下扬州的侈靡之风为之一变。

但是，面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鲍志道从来都是慷慨解囊，热心赞助的：在扬州铺设康山以西至抄关抵小东门砖石路面；建12门义学，供贫家子弟就读；在北京建扬州会馆，为往来商旅安排食宿，存放货物。在故乡歙县，同曹文埴等乡士大夫一起倡议复建古紫阳书院。鲍志道的义举得到嘉庆皇帝的嘉奖，特赐题“乐善好施”匾额，准其在故乡棠樾村立牌坊旌表，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美

        名流传坊间

        清政府凡有军需、赈灾、黄淮河等水利工程等，鲍志道总是率领众盐商踊跃损输，忠心报效。在担任淮盐总商长达二十年期间共向朝庭捐银2000余万两，粮食12万余担，受到清政府的多次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