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大姐在笔者居住的小区里做小时工。由于近来经常到笔者家里帮忙打扫卫生,彼此渐渐熟悉起来。快人快语的她很爱聊天,而且颇有点言无不尽的架势。但几次聊下来,笔者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无论以什么话题开头,最终都会聊到她觉得自己收入太低。

　　邹大姐是2006年和丈夫一起来的北京,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我们这个小区里做小时工。最初她每个月的工资是680元,6年多下来,如今她的工资是每个月1450元。由于这个收入是固定的,即便她每天多做几户卫生,也不会多劳多得,所以她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经常在每次工作的间隙歇上一会儿。又由于她晕车晕得太厉害,即使对这份收入十分不满意,她也没有勇气再去换一份工作。

　　6年时间,月薪从680元上涨到1450元。纵向比较,邹大姐的收入已经实现了倍增,似乎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横向一比较,无论是跟当前实际的物价水平相比,还是跟其他同样依靠体力劳动赚钱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相比,这个收入的确难以让人满意。收入不高、又要存钱养家,以至于邹大姐常年住在地下室,每天午饭都只能用炼好的猪板油拌面条。

　　邹大姐的收入不高,难道是保洁公司克扣员工工资“肥”了自己?仔细想想也不像。因为伴随着邹大姐的工资倍增,业主们支付的小时工服务费却没有倍增,只是从当初的10元增长到15元。收费高了,业主需求会降低,公司效益不会好;收费不高,业主需求虽然旺盛,但人手有限,物料等成本又不断上升,公司效益也不会好。于是,当保洁公司陷入两难困境时,邹大姐的“钱途”也跟着陷入了困境。

　　一直以来,一说农民工收入低,我们常常会谴责用工企业和老板。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有部分无良企业、黑心老板,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但是,应当说大部分企业还是比较重视农民工福利的,尤其是在部分行业用工已经出现结构性短缺的当下。就好像邹大姐所在的这家公司,明明知道如今愿意做小时工的人已经不多,为啥还不大幅提高工资来留人,其实可能还真的是有心无力。

　　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番,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如今,大多数农民工还是典型的低收入者,保证他们劳有所得,并让他们的收入水平逐步增长,一方面当然要通过严格执行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积极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农民工工资发放保障制度等举措来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另一方面对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企业,也应该加大扶持力度,尤其是那些小型微型的服务型企业。若没有它们提供的众多就业机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恐怕连安身都困难,更何谈稳步增加工资?

　　邹大姐说,她自己没啥别的本事,就会打扫卫生,只想着能继续做小时工。既然不想离开,她的“钱途”就跟这家小公司的“前途”紧密联在了一起。真心希望这家公司的效益能越来越好,邹大姐的收入能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