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实施农村精准扶贫战略，农村扶贫开发进入领导重视程度最高、各级推动力度最大、投入财政资金最多、脱贫效果最为显著的新阶段。按照我国“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要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按照安徽省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确保308.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000个扶贫开发重点村全部退出重点村行列，31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部摘帽。

综合考虑我省农村贫困状况和正在推进的扶贫措施，我省从2015年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308.8万人口脱贫的目标是能够如期实现的，贫困县全部脱帽也不困难。现在的问题是，农村扶贫开发实现“双脱”目标后，农村扶贫工作将面临什么样的新局面，有什么样的新任务，要采取什么样的新举措，是必须超前思考和研究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

回顾我国的农村扶贫工作，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是集体互助式扶贫。建国之初，一是通过组织农民集体生产以强带弱，以富帮穷，在发展生产中促进共同富裕。二是实行“五保”制度，由集体把完全失去劳动能力和家庭抚养条件的鳏、寡、孤、独、残等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包下来。三是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解决全部农民初级医疗需求。大力开展农村扫盲教育、业余教育和半耕（工）半读，实行农村中小学助学金制度，迅速提高农村文化教育水平。四是建立由农民入股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等农村金融流通服务体系，发展农民互助互济式公共服务。

二是政府救济式扶贫。在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或者在冬令春荒时节，由各级政府组织生活救济，向困难群众送粮油、送衣被等生活用品，帮助生活困难群众暂时渡过难关。有据可查的资料表明，从1953年开始，安徽省就由政府安排专项资金救济农村因灾困难人口，1954年救济67.78万人次，1956年救济58.4万人次，1962年救济361.88万人次，1963年救济124.1万人次，1979年救济319.15万人次。这种救济是临时性、局部性的，而不是常规性和全覆盖的。

随着农村贫困问题日益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扶贫工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扶贫方式由单纯救济向减轻农民负担拓展。1981年，全省有1209个公社开展扶贫工作，占全省公社总数的35.48%。1983年，全省有74个县（市）、3172个公社开展扶贫工作，占全省公社总数的93.35%，累计扶贫人口达100万人。1985年，省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对金寨、霍山、岳西、太湖、潜山及沿淮行蓄洪区的最贫困乡，免征农业税3-5年，其余贫困乡免征1-2年，贫困户减免当年农业税；对贫困户承担的义务工、各项集体提留、在乡村的欠款及治病医疗费、家禽家畜防疫治疗费、学生学杂费给予一定减免,1981年到1989年，全省各项减免共5390.44万元。

三是以革命老区、山库区为重点的开发式扶贫。1986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中央安排的全国财政扶贫资金从1984年的10亿元增加到每年19亿元。金寨、岳西、霍山、霍邱、六安、寿县、潜山、太湖、颖上、阜南等10个县列为国家重点贫困县。临泉、枞阳、凤台、绩溪、郎溪、泾县、歙县等7个县和舒城、桐城、宿松、庐江、泗县、定远、来安、黟县分别被省政府批准为省定贫困县及省定插花贫困县。1994年，国务院决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从1994年开始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按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安徽省结合实际，提出了山库区扶贫攻坚计划。分布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26个山区半山区县，1998年底共有56.8万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42%，其中处于深山区、库区的贫困人口有40万人，集中分布在岳西县、金寨县、太湖县、潜山县、宿松县、霍山县、六安市、舒城县、绩溪县、泾县、歙县、石台县、黄山区等13个县区。

“八七”扶贫攻坚期间，中央在安徽累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51.27亿元，加上省市财政配套20亿元，总共投入76.92亿元财政扶贫资金。到2000年，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由1993年的360万人减少到126万人，其中17个国定贫困县由原来的近300万人减少到不到10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原来的8.5%下降到2.6%。

四是有计划大规模长期性开发式扶贫。从2000年开始，国家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开始实施长期扶贫开发规划,加大了扶贫开发投入力度，明确了实施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推进了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和东西部地区对口扶贫。我省相应颁发了《安徽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加大力度，扩大规模，突出重点，创新方式，完善政策，逐步建立了长期扶贫开发的体制和机制。从2004年开始，进一步完善机制，集中力量，突出重点，着力实施整村推进工程、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产业化扶贫、建立村级互助资金、教育和卫生扶贫，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扶贫成效。

一是重点村投入规模连年大幅度增加。通过实施整村推进工程，重点村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村均财政扶贫资金投入规模2004年为36.29万元、2005年为44.6万元、2006年达到54.2万元，不少重点村年度投入总规模达100万元以上。

二是贫困人口连年大幅度减少，从2000年到2006年，6年减少78.6万绝对贫困人口、138.9万低收入人口。2007年末，全省农村贫困总人口305.5万人，贫困发生率5.9%；其中绝对贫困人口89万人，占全省农村贫困总人口29％，贫困发生率1.7%；其中低收入人口216.5万人，占全省总贫困人口71％；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比重为4.2%。

三是农民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从2000年到2006年，全省贫困地区46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91元增加到2659元，增加57.2%。在实施整村推进工程以后，从2005年到2007年的三年，国家重点县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9.06%、6.57%和16.2%，分别超过全省农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1.58、0.87和3.8个百分点。

四是贫困地区脱贫能力明显增强。按照整村推进八项工作标准，各个重点村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集中力量针对性的安排扶贫开发项目，重点村交通、儿童就学、病人就医、人畜饮水、草危房改造、劳动力转移培训、产业化经营、农业基础设施、村级组织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增强了重点村自我脱贫与可持续脱贫的能力。

多年扶贫经验告诉我们，扶贫开发必须坚持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扶贫，必须坚持全社会参与扶贫，必须坚持开发式扶贫，必须坚持培育脱贫主体，必须坚持可持续脱贫。

随着农村＂双脱＂目标的实现，2020后，安徽农村扶贫工作将面临新的变化和特点。

一是沿淮灾害型贫困明显缓解。我省自然灾害主要集中于沿淮地区，据民政部门资料，从康熙6年（公元1667年）到1949年的282年间，全省累计遭受水旱灾害462次，平均每年遭受1.64次自然灾害，而且每10年必有1-2次严重灾害。建国后从1949年到1989年的41年中，有38年成灾面积在500万亩以上。通过多年来的大规模综合治理，沿淮地区防洪减灾能力大为增强，受灾几率明显减少，从2003年以来，已经连续十几年没有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二是山区资源型贫困明显缓解。近年来随着休闲旅游、生态旅游、农村旅游的蓬勃兴起，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昔日没有经济收益的青山绿水，已经成为旅游生财的重要脱贫资源，不少地方和农民实现旅游脱贫。近年来，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迅速发展，农家乐到处应运而生，据旅游部门信息，2016年，全省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10.48万人脱贫，预计2017年还将带动10万人脱贫。

案例：石台县大山村“富硒居”农家乐，2015年7月才开业，二楼和三楼有8个房间，可以住16人，每人每天吃住收费100元（加菜另外加钱），每天可有毛收入1600元，旺季每月毛收入48000元，按50%利润计算，每月纯收入24000元。该店老板王亚军告诉我，全年淡旺季平均，每月毛收入大约10000多元，一年毛收入可达12万元，纯收入6万元，他家有三口人，人均达2万元。他说，如果经营时间长一些，回头客多一些，收入还可以更多一些。石台全县农民也在异彩纷呈的旅游开发中迅速提高收入水平，2003年，石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211元，2014年大幅增加到6001元，10年之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将近4倍，显著超过了国家和世界银行颁布的贫困线标准。

三是绝对贫困基本缓解。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贫困地区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业经营收入相对稳定。农民进城务工和就地创业成为主要增收渠道，加之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只要有一定的劳动能力，温饱基本不成问题。据有关资料，2016年，有149.8万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41.3万人，民政部门直接救助87.6万人次。

四是扶贫投入大量增加。据有关资料，2015年，中央财政下达的扶贫专项资金20.5亿元，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7亿元，小额信用扶贫贷款16.4亿元，省、市县定点扶贫单位投入资金6.07亿元，项目资金34.32亿元。交通、水利、信息、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的扶贫投入也大幅度增加。

据有关资料，从2011年到2015年，全省五年共减少贫困人口481.4万人，贫困人口数量由790.2万人减少到308.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4.7%下降到5.72%。2016年又有97.1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1077个重点村退出扶贫开发重点村行列，如果没有突发情况，剩下四年时间再减少211.7万贫困人口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2020后农村相对贫困化问题仍然不可忽视。

一是相对贫困化将进一步突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势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社会财富向优势群体集中的必然趋势不可逆转，城乡收入水平继续两极分化，2016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差为2.49:1,仍然处在较高水平。农村不同社会群体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富裕和贫困相伴并存将是普遍和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2016年，临泉县在还有11万贫困人口的同时，商品房价格突破每平方米6000元的事实就是鲜明案例。2015年，全省农村有196.27万低保人口，平均每月低保标准为217.75元，政府补差平均每月为162元。如此低水平的低保标准，即便把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也还没有彻底改善他们的相对贫困状态。即便在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区域，甚至在统计监测公报中没有贫困人口的地区，也有相对贫困人口。

二是互联网+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全球已经进入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互联网+将极大的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劳动效能，同时也会大量减少对活劳动的需求，并且推动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流动，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在《互联网不是答案》一书中说：“实体店产生1000万美元的营业额平均需要47名员工，亚马逊只需要14名雇员”。英国研究人员评估了美国700个职业“计算机化”的可能性，得出结论，“美国47%的就业机会面临危险”。在今后10年到20年的时间内，半数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自动化。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和金融等服务业已经面临智能经济的严峻挑战，就业空间不断压缩，就业弹性系数大幅降低。智能经济还推动国际贫富分化进一步向我国转移扩散，据有关资料，截止2016年10月底，中国智能手机产量达12.38亿台，自主手机芯片占比不足5%，全球最大的芯片提供企业英特尔，销售净利润高达15.7%，联想作为最大的Pc厂商，销售净利润仅为1.49%。同期，我国进口芯片金额高达11908亿人民币，而同期进口石油为6078亿。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发布《世界家庭财富分配报告》称，全球大量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2％的成年人拥有世界上50％的财富，10%最富有的成年人掌握着全球85%以上的财产，而50%最贫穷的人口仅拥有全球1%的财富。其中，中国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是2.6%，而中国10%的富人拥有社会财富的41.4%。马云、马化腾等中国新富就是依托互联网迅速做大的。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智能机器人迅速进入制造业，农民工就业机会将进一步减少，就业收入增速趋缓。

案例：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随着金融业务的智能化，2014年，银行业减员1.7万余人。2016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离柜交易达1777.14亿笔，离柜交易额达1522.54万亿元，行业平均离柜率达84.31%，比2015年增长了近7个百分点。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分别减少员工6881人、4023人、7635人、6721人，合计减少约2.5万人。至2016年末，工商银行减少柜员14090人、农业银行减少10843人、建设银行减少30007人。

三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我国经济进入中高增长速度时期，2017年经济增长目标为6.5%，为多年新低。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目标的结构调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强化，我国出口贸易告别高速增长的历史。国内外环境叠加，农民务工机会和务工收入增长难度加大，农民工返乡潮已经开始出现。调查显示，2016年，安徽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增长7.8%，增幅比2014年低0.7个百分点，比2015年低4.2个百分点。自2013年以来，全省外出人口连续三年回流，2015年,全省外出人口回流18万人左右，占当年常住人口增量近30%。2016年第三季度，全省返乡农民工人数为22.2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1万人。这些情况表明，农民外出务工脱贫难度加大，特别是年龄较大的返乡农民工可能再次陷入贫困。

四是农业经营比较效益不高。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弹性小、反映慢，抗市场风险能力弱。2015年，在市场机制的调整下，全省农业产品价格下跌2.2%，其中粮食价格同比下跌1.7%,油料价格同比下跌3.5%，豆类价格下跌4.4%，茶叶价格同比下跌4.0%。据巢湖市某种粮大户介绍，2015年，每100斤二级粳稻价格是157元，平均亩产1220斤，成本1500元，每亩水稻纯收入仅400多元,按全省农村人口人均耕地不到3亩计算，全省农村人均种植水稻收入仅1000多元。由于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疲软，2016年，全省粮、油、棉播种面积和产量同步下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速度比2015年度下降0.8个百分点。2016年，第一产业产业人员1383.5万人，同比减少12.7万人。还应该看到，近年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农业比较效益仍然处在下降通道中，一般农户如果没有务工收入，就很可能是贫困户，即便是租赁经营的种植业大户，如果扣除政府各项农业补贴，也难以保障最低水平的经营收益。

五是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等支出型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农村医疗水平比较低，加之交通不方便，不少农民习惯于小病扛、大病拖，人口及劳动力健康水平比较低，有些疾病等到拖得不得不就医，治疗成本就比较高，因病致贫也就难以避免。2016年，全省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达197万人，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7.2%。据调查，负担一名高中生，大约每年需要支出3000元以上；负担一名大学生，大约每年需要支出10000元以上。我国农村贫困线标准是按农户人均收入水平测算的，由于贫困线标准较低，而就医、入学费用不断上涨，特别是就医费用名目繁多，居高不下。据观察，一户农民如果承担两个高中生或一个大学生，或者有人生了大病或慢性病，就会陷入支出型贫困，而因病致贫、因学致贫往往是还没有登记在册的贫困人口，很容易成为扶贫死角。

六是老年贫困。按照现行农村养老保障办法，60岁以上的农民，政府每人每月支付55元基础养老金，据测算，如果农民每年自己再缴纳200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87元养老金，有些农民没有缴纳个人养老基金，每月仅靠政府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生活。显然，如此低标准的养老金，即便再增加几十元，也难以维持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部分外出务工青壮年无力接济留守老人生活，有些不在册的农村老人在抚养留守儿童、接济子女结婚、建房等支出后，已经陷入隐性贫困。由于生活无着，前途无望，农村老人自杀时有所闻。

七是因灾返贫仍有可能。安徽地跨南北过渡地带，各类区域性气候灾害、地质灾害、生态灾害、病虫灾害交替发生，如果遇到比较严重的洪涝旱渍灾害，或者流行性动植物疫情，也会有部分农民因此致贫和返贫。2003年，由于沿淮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使数年的扶贫成果一年归零，当年有60多万人返贫。2017年，禽流感也使不少养鸡专业户遭受灭顶之灾。

八是可持续脱贫的基础仍然薄弱。一是农村劳动力空心化导致扶贫主体流失，近年来，全省外出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从业人员的50%左右，不少农村难以见到青壮年农民，留守老人仅能种植自食粮油，开发式扶贫缺乏劳动力支撑。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空心化导致扶贫开发缺乏经济支撑， 2012年，全省有3263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952个村为负资产。三是农村城镇空心化导致产业带动力不强。2012年，全省918个建制镇，平均每个镇218.5个企业，每个企业实际缴纳税金15.9万元；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单位中，位于农村的仅占5.4%。四是农村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农村初高中毕业生难以高层次升学和就业，农村后备劳动力素质低层次传递。五是农村基层组织文化和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不高，年龄偏大，脱贫带动力不强。凡此种种，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和代际传递。

九是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部分农民成为新贫困人口。我国2015年贫困线标准为2736元，随着低收入群体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低收入群体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将不断增加。据统计，在人均消费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我省低收入群体生活必需品人均消费支出总额2015年增加38.88元，2016年增加117.12元。而且，随着农村消费结构的升级，低收入群体生活必需品消费结构及其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这些都导致农村贫困线标准必须逐年提高。在提高标准之后，部分低收入农民有可能成为新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2020后的农村，仍然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薄弱环节和主攻重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仍然不可忽视，要坚持继续消除相对贫困不动摇，加大扶贫力度不放松，创新脱贫主体不停顿，拓展扶贫方式不止步，进一步坚定不移地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要创新精准扶贫目标。在基本消除现有绝对贫困后，要把继续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化趋势作为新时期主要扶贫目标。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加快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各类公共优质资源均衡布局，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缩小农村不同群体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同步脱贫、共同富裕。积极关注和帮助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妇女生产生活困难，扼制农村弱势群体的贫困化趋势。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往往不是直线下降的，而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要顺应客观规律，正视农村贫困状况，实事求是的确立脱贫目标，不可急躁冒进，不可搞数字脱贫，不可华而不实。

要创新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要做到扶贫对象精准、扶贫方式精准、扶贫项目精准、扶贫政策精准、扶贫效果精准，关键要建立精准扶贫机制。坚持开发性扶贫与保障性扶贫相结合的方针，逐步提高农民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基本金标准，尽快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同等待遇。坚持收入型贫困与支出型贫困相结合的扶贫济困体系，建立因老致贫、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等贫困快速反映和应急处理机制。要建立脱贫效果连续跟踪监测机制，对脱贫农户跟踪三年，三年内均达脱贫标准，即可从贫困户档案中注销，如不能连续三年达到脱贫标准，则应继续纳入扶贫对象。建立各级扶贫督查和扶贫巡视机制，推动各级各方面扶贫干部进村入户进行全覆盖督查巡视，务必消灭扶贫死角。

要创新精准扶贫主体。多年来的扶贫开发实践表明，仅靠政府扶贫，依赖财政资金投入，只能是杯水车薪，扶贫效果难以巩固和持续。况且，我国也不能走福利国家的道路。扶贫开发的主体和动力，根本在于农民自己。但是，分散生产和务工的农民，难以成为扶贫开发的有效主体。合作能够产生新的生产力，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制度优势。以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为主体，才是推动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根本道路。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在村党支部领导下，通过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走集体合作的道路，两年跃入小康村行列，整体摆脱了贫困。创新脱贫主体，组织起来，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主脱贫的道路，是中国扶贫事业的根本希望所在。各级党委要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引领扶贫开发，以基层组织建设和扶贫开发的成果巩固党在农村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要创新精准扶贫的外部服务环境。要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完善和创新外部扶贫服务环境。坚持农民自主性扶贫与公共服务性扶贫相结合的方针，建立和完善农技、种子、饲科、化肥、农药、农机、加工、农产品收购等产业公共产业性体系和农田水利、农村道路、农村供电、农村网络、农村旅游、农村金融等农村基础性公共服务体系。要坚持产业化扶贫与社会事业扶贫相结合的方针，建立和完善农村教育、卫生、信息、科技、文化、职业技术培训、就业及维权等社会事业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各类灾害监测评估和应急处理体系。

要创新精准扶贫资金项目管理。要按照制地制宜，有效脱贫，农民急需，雪中送炭的原则安排扶贫项目，努力提高项目扶贫效果，不搞锦上添花，不搞路边工程。要按照村民公议，乡村协调，省县备案的程序选择扶贫项目，使扶贫项目的实施得到各方面的共同支持和积极参与。扶贫项目既要进村入户，使贫困农民直接受益，又要尽可能连片配套，提高综合投资效益。各级财政部门要在上级财政扶贫资金到位后15个工作日内向下级划拨财政扶贫资金，不得滞留、截留，不得要求乡村和农民配套投入，确保各类财政资金扶贫项目上半年启动，确保80%以上财政扶贫资金用到贫困村，用于贫困户，当年见到扶贫成效。以乡村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建立扶贫项目长效管理组织和维护机制，努力使扶贫项目长期发挥扶贫效益。

要创新精准扶贫监测体系。明确各级各部门扶贫责任和目标，按照各自目标完善农村贫困统计监测体系和扶贫成效动态监测体系。要坚持专业部门统计监测与农民群众评议相结合、收入型贫困与支出型贫困相结合、年度建档立卡与动态监测相结合、分级审核与深入核查相结合，做到应扶尽扶，不漏不滥。进一步把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各类保障水平、增强可持续脱贫能力、缩小收入差距列入扶贫工作目标。把统计监测、部门督查、建档立卡、问卷调查、第三方评估、群众评议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切实把扶贫投入与扶贫成效搞清楚。要防止统计监测数据闭门造车，臆想毛估，虚报瞒报，统计监测数据宜简不宜繁，要尽量减少或简化难以精确统计的指标，切忌频繁的进村入户进行繁琐的形式化数据填报。

（作者为安徽省扶贫办原副主任、高级农业经济师 联系电话：13805692863通信地址：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老干部处或者合肥市黄山路639号金大地公馆6栋908室信箱）

 

附件一：    安徽省财政扶贫资金历年投入规模  （单位：万元）

注：1985-1989年为农村贫困户、分散居住五保户农村救济费总额。2007年财政扶贫资金为年初下达财政分配资金，不含后期追加追加，其他资金为到户贷款贴息资金

 

附件二：      全国各年贫困线标准（1978-1999年）（元）

 

全国各年贫困线标准（2000-2007年）（元）

 

 

附件三：   安徽历年农村贫困人口变化情况 单位：万人

 

 

附件四：                主要年份安徽城乡居民收入比较

年份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城乡收入比 （农村=1）
1985	369.0	634.0	1.72
1990	539.0	1355.0	2.51
1995	1302.8	3778.9	2.90
2000	1934.6	5293.6	2.74
2005	2641.0	8470.7	3.21
2006	2969.1	9771.1	3.29
2007	3556.3	11473.6	3.23
2008	4202.5	12990.4	3.09
2009	4504.3	14085.7	3.13
2010	5285.2	15788.2	2.99
2011	6232.2	18606.1	2.99
2012	7161	21024	2.94
2013	8098	23114	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