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虽然第一个建起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是公元前221年诞生的秦朝，但在此之前，大一统思想就在华夏大地萌生、发育，成为中华文化至高无上的部分。其中，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实践，从思想、政治、社会、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对中华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如今，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正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海峡两岸的统一势不可挡，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回顾与分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中华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影响，仍有历史借鉴意义。

一、思想上的天下观

 

中华民族的先祖在夏商周时期，分散的部落向具有原始国家性质的王朝过渡，逐渐形成了“天下”意识，在《周书》《易》《左传》《礼记》《论语》等典籍中，都有“天下”之说。“天下”意识就是“大一统”意识，从传说中的“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成为诸侯共主，到周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一统思想逐渐形成，中华民族进入了文明发展时期。但是，到了管仲所在的春秋时期，东周王朝势力式微，周王在名义上虽然是诸侯共主，但拥有的军事力量和控制诸侯的权力在逐渐丧失，很多诸侯国不尊周王，拥权自重，相互争斗，频频残杀，华夏大地处于分裂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期，管仲辅佐下的齐桓公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把中原诸侯国引向“尊王”下的团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与残杀，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成为中华历史的经典而世代传颂，妇孺皆知。齐国本是东方的弱国，在管仲辅佐下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先成功地称霸，与管仲在思想上具有的天下观有着内在关联。

在《管子》开篇第一章《牧民》中，就提出了“家、乡、国、天下”之说，曰“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见《管子·牧民》，以下凡引自《管子》的,只注篇名﹚，即以家的规矩治家，以乡的规矩治乡，以国的规矩治国，以天下的规矩治天下。该章之后，“天下”一词在《管子》中频频出现，论述也很充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则是管仲天下观运用于实践的充分体现。史料有记，每合诸侯都是管仲策划，齐桓公以周王的名义实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尊王”的政治纲领，又第一个巧妙地以“尊王”表达天下观，在实践中就能治理分裂，减少争斗，维护一统。可以说，管仲是中华优秀文化“大一统”思想的最早培育者、实践者。

在管仲辅佐齐桓公当年的公元前681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宋国连续发生了两次弑君，齐国帮助宋国平定了内乱，新即位的宋桓公对齐国甚为感谢；二是周庄王驾崩，新即位的周厘王对齐国助宋平乱甚为认可。于是，管仲主张齐桓公抓住这个机会，以祝贺周厘王登基为由，请周天子下旨，以齐为主，大会诸侯，既可树立齐国的威信，又因首倡“尊王”而号令诸侯，今后不用兵车，就可称霸，匡正天下。齐桓公极为佩服管仲之谋，于该年3月礼请宋、陈、蔡、邾四国诸侯在北杏﹙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内﹚盟会，五国君共同歃血誓约：今后若无周天子之命，诸侯不得擅自征伐，因为齐桓公有周天子之旨，理所当然地被推为盟主，史称首合诸侯。由于齐桓公在首合诸侯中实现了称霸的初心，就必然有后来的屡合诸侯。二合诸侯发生在公元前680年的鄄地盟会，齐、宋、卫、郑四位国君及周王朝的单伯大夫到会，订立了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的盟约，齐桓公再推为盟主首。三合诸侯发生在公元前679年2月，再次在鄄地盟会，齐、宋、卫、陈、郑五位国君到会，订立了“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的盟约，以统一各国的租赋关税，促进了经济发展，是很大的进步。四合诸侯是公元前678年12月在宋国幽地的盟会，齐、宋、卫、陈、郑、鲁、许、滑、滕九位国君到会，订立了“修道路、同度量”的盟约，以便于各国贸易往来，又是很大的进步。通过以上四次盟会，在位的周惠王认为齐桓公与其他诸侯不一样，是真心“尊王”的，便賜齐桓公为方伯，“修太公之职，得专征伐”，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得到了周惠王正式承认，盟会的节奏放慢了。过了13年即公元前665年，为使南方的楚国也“尊王”拥周，齐桓公召集宋、卫、陈、许，郑、鲁、曹七位中原诸侯国君在召陵五合诸侯，请楚国使臣屈完出席，共同歃血誓约“尊王”，表明楚国也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盟会的节奏第二次放慢。又过了10年即公元前655年5月，为制止周惠王废嫡立庶的想法，避免被“尊”的周王朝发生内乱，由管仲决策，齐桓公在卫国的首止六合诸侯，齐、宋、卫、鲁、陈、许，郑、曹八位诸侯会盟，邀周太子郑到会，为其造势，保障了他的太子地位，这是从避免东周王朝发生内乱意义上的“尊王”。七合诸侯发生在公元前664年7月的宁毋盟会，是为郑国重新归服而举行的盟会，在变局中巩固了齐国的霸主地位，盟会的节奏第三次放慢。过了12年的八合诸侯，是公元前652年正月在曹国的洮地﹙今山东省鄄城西﹚盟会，是因为周惠王逝世，齐桓公召集齐、宋、鲁、卫、陈、许，曹等诸侯共同拥戴周太子郑继位，即为周襄王。因此，周襄王非常感谢齐国，在即位后的次年即公元前651年决定“賜齐侯胙”，即周天子将祭祀祖先的祭肉賜予齐侯，这是当时周天子给予诸侯国君的最高礼遇，管仲建议齐桓公趁此机会召集诸侯在葵丘﹙今河南省兰考县境内﹚盟会，为九合诸侯，齐桓公当着诸侯君臣之面接过周大夫手中送上的天子賜胙，并同宣“永世修好、辅佐周室、匡正王道”的盟约，是九合诸侯中规模最大的盛会，标志着齐国霸业达到极盛。

一些学者认为齐桓公不止九次领衔会盟诸侯，但每次会盟诸侯都是管仲的精心策划、细心安排，是管仲天下观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在分裂动乱的春秋早期，管仲辅佐齐桓公通过九合诸侯而一匡天下，播下了大一统的思想，而且，九会诸侯中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说明这种大一统思想不仅仅是军事征服力量，而是对诸侯国团结理想的共同追求，对中华民族后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孔子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认为“管子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见《论语·宪问》﹚。以后，大一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各民族坚定地维护国家的统一，世世代代都涌现大批爱国志士，不少政治家把大一统作为毕生的追求，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中国历史变迁中，出现了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的“大一统”王朝。世界四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绵，是中华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必然结果。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历史表明，人多虽然力量大，但如果没有大一统思想的凝聚，中国就变成“一团散砂”而受外敌欺凌，国家就会衰退下去。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牢记，如今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将国家统一作为核心利益，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组织、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二、政治上的礼制观

 

管仲提出，“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见《牧民》﹚，“礼”摆在“四维”之首。管仲尊崇的是周公旦制订的周礼，特别是周礼中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上不仅“尊王”，以周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而且还“尊周礼”，主张以周朝礼制一统天下。管仲在政治上的这种礼制观，不仅是对待诸侯的，也同样对待齐桓公甚至周天子。

历史上有名的“千里救燕、割地护礼”故事，就是管仲以政治上的礼制观对待齐桓公的生动一例。公元前664年，齐桓公在位己21年了，在管仲的治理下，如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言，齐国已经“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而此时北方的戎狄侵犯燕国，向中原诸侯求救，尽管燕国有几次未参加齐国主持的会盟，但管仲主张齐桓公不以计较，率军救燕。齐国独自出兵千里灭了戎狄老巢弧竹国，使燕国转危为安，燕庄王甚为感激，礼送齐桓公回国，不知不觉已送到齐国境内五十里。管仲发现后，认为周礼有规定，非天子，诸侯护送不可出境，现在燕庄王护齐桓公己入齐境，这既违犯周礼，又对燕国非礼。齐桓公立即醒悟，决定将已入齐境的五十里割给燕国，以尊周礼。齐国救了燕国未要一寸土地，还倒贴了五十里地，就是为了护礼，其他诸侯国君不可能有此行为，体现了管仲与齐桓公的政治胸怀，也成为历史美谈。

自夏禹废除禅让制、传位其子启以后，王位的继承就是天下大事。为保障王朝政局的稳定，周朝实行嫡子继承制。但周惠王宠信次妃，欲废已立为太子的先皇后所生的长子郑，立次妃所生的子带为太子，显然，周惠王废嫡立庶违犯了周朝礼制。为制止周惠王的这种行为，维护周朝礼制，由管仲策划、齐桓公实施的六合诸侯，邀周太子郑到会，为其造势，保障了他的太子地位，避免东周王朝发生内乱，就是管仲以政治上的礼制观对待周王朝的生动一例。

管仲为什么在政治上坚持周朝礼制呢？是因为他的天下观在政治上是以“尊王”实现的，以周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必然要遵循周朝礼制，才可能一匡天下，在史典《管子》中，有多处阐述了管仲的这个观点。比如，在主要阐述礼制问题的《君臣》上下两章中，特别从四个方面强调了礼制的重要性：一是强调“天有常道，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认为对人而言，周公制订的礼制如同天道、地形那样的重要，一旦设立就不能更改；二是具体指出这种不可更改的礼制是：“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具兄，此至顺矣”，认为按这样的礼制行事，天下才顺；三是突出君臣之间的礼制，认为“君臣上下之分素﹙确定﹚，则礼制立矣……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四是从反面分析了违背礼制的危险性，认为“国之所乱者四。……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即妻妾之疑的宫乱、庶嫡之争的家乱、相臣之疑的国乱、官吏无能的世乱，会造成国家混乱，甚至会导致国灭亡，而这都是违背礼制造成的，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的亡国，不都是因为礼崩乐坏而造成的吗？

正因如此，管仲在政治上的礼制观深受后来儒家的重视，特别是孔子的推崇。孔子对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问题极为担忧，立志“吾从周”，并游说各国的国君“克己复礼”。孔子是中国的大圣人，但孔子心目中也有两个圣人：一是周公，二是管仲，因为周公制定了周礼，管仲维护了周礼，而孔子崇礼制，所以说周公和管仲是孔子心目中两个圣人，他们的观念与事功，已成为儒家“大一统”文化的思想来源。特别是管仲在政治上的礼制观，强调了政治制度的根本性作用，对如今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增强制度自信，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三、社会上的民本观

 

综观《管子》相关篇章和有关历史文献发现，管仲是首创以民为本的政治家，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强调的是国，但依靠的是民，对待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民本观。公元前680年在鄄地盟会的二合诸侯，订立的是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的盟约，要求加盟的诸侯国共同关心弱势群体；公元前679年再次在鄄地盟会的三合诸侯，订立的是“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的盟约，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税率，就是民本社会观的生动体现。为什么要签订这样的盟约呢？因为管仲刚相齐时，齐国民穷国弱，便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如《五辅》章就提出要实施“簿征敛、轻征赋、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等民生政策，《入国》章就记载了管仲任相40天内曾五次督行“老老、慈幼、恤弧、养疾、合独、问病、通穷、赈困、接绝”等九种民生政策的实施情况，民众无不喜悦，国力逐渐恢复，到三合诸侯时管仲辅佐齐桓公仅6年，齐国的国力还不太强，管仲就把他在齐国实施的社会福利性和减轻民众税赋的休养生息政策推出去，无论签约的诸侯国是否实行，都知道齐国重民生、轻税赋，齐国在天下的威望就会树起来，这样，诸侯国对齐国就会口赞心服，就会在道义上为齐国称霸打下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说，这是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是管仲民本社会观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中的巧用。

管仲为什么把民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他认识到，国家稳定才能“一匡天下”，而国家稳定的基石，不是国王，不是军队，而是民众，因而对齐桓公反复地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为什么呢？他在《牧民》章中作了深刻的解释，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将民心的向背作为国家兴衰的直接原因,是“以民为本”治国理念既深刻、又通俗的解释,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不简单的。如何才能得民心呢? 管仲的办法是使民众富起来,如在《治国》篇就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为什么呢?因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民富与国家有什么关系呢?《霸言》篇说得明白:“夫霸王之所始,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显然,以民为本了,而民众富了,国家就会巩固强大起来,这是自然的因果关系。管仲正是遵循这样的因果规律重民本、理国政,齐国才很快就强大起来。

管仲对待社会问题的民本观，在我国历史上的影响很大，一些开明的封建帝王在即位初期，都知道要轻赋税、减徭役，在灾年赈济饥民，缓解了社会矛盾，有时还出现了太平盛世，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而那些昏庸的封建帝王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顾人民艰难而强征暴敛，激化了社会矛盾，最后导致了王朝的覆亡。所以，“民可载舟、又可覆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开明帝王一统天下的信条。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华各民族人民利益的政党，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的利益而浴血奋斗，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而建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为了使人民富起来而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不仅实现了小康，综合受国力也显著增强，香港、澳门已如愿回归祖国，在被分离的台湾，不少有识之士看到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已赶上台湾，积极拥护两岸统一，台湾回顾祖国也指日可望。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样，人民利益至上，我们的国家不仅会完全统一，而且会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经济上的强国观

 

齐桓公刚即位，管仲就以他的“天下观”，鼓励齐桓公徐图霸业，齐桓公起初缺乏信心，但在管仲的鼓动下有了信心后却急于求成，几次提出用兵干预其他诸侯国事务，都被管仲阻拦，理由是齐国的国力不强，只有先把经济搞上去，才可能威震天下，成就霸业，这就是管仲在经济上的强国观，也是“缓称霸”的策略，被齐桓公采纳。到公元前678年，齐国经管仲治理已经7年了，国内经济已有很大发展，需要发挥齐国的比较优势，与其他诸侯国开展贸易往来，以利增强齐国的经济实力。但是，由于当时诸侯分治，各诸侯国的度量衡不统一，相互之间道路不通，严重阻碍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的相互贸易，于是，趁该年12月在幽地四合诸侯的机会，规模又扩大到齐、宋、卫、陈、郑、鲁、许、滑、滕个九个诸侯国，齐桓公根据管仲的意见，订立了“修道路、同度量”的盟约。有了这个盟约，齐国在与其他八个诸侯国开展贸易中获得了大量的红利，很快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加上在位的周惠王认为齐桓公是真心“尊王”的，认可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齐国的霸主地位更为巩固，所以，盟会的节奏放慢了，直到13年后的公元前665年，为使南方的楚国加盟“尊王”，才发生了五合诸侯。

管仲的政治报负是辅助齐桓公称霸实现“一统天下”的理想，为什么又“缓称霸”而先抓经济呢？这正管仲认识到经济上强国观的必要性、紧迫性。在历史巨著《管子》中，这样的论述非常之多。因为管仲认识到，对外称霸必须先要安内，“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见《事语》﹚，而安内的基础是经济，国家富了才可兵强，亦即“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见《重令》﹚，“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见《牧民》﹚。这样，齐国为了称霸，必须先发展经济，成为经济强国，也就是“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用其力”﹙见《权修》﹚。为此，他对齐桓公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可使民富”﹙见《五辅》﹚。何谓“强本”之事呢？在那个时代当然是农业，所以管仲把发展农业放在建设经济强国的首要地位，强调“粟者,王之本事,人主之大务”﹙见《治国》﹚，通过发展农业，使“民有经产”，亦即如《重令》所言：“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而“民有经产”即民众有稳定可靠的私人产业,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经济强国思想。在此基础上，又扶持发展工商业，在《海王》《国蓄》《山国轨》等篇,就有鼓励民众发展盐铁等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对外贸易等实业的论述,可谓凡是当时技术能及、能使民富国强的实业,都是管仲极力支持的。如此实业富民,齐国很快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才会有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宏大壮举。

管仲的经济强国观及“缓称霸”策略，是有远大眼光的，后来被一些也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效仿。如明朝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接受谋士朱升的建议，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与策略，终于在群雄争斗中取胜，建立了“大一统”的朱明王朝。在当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内把经济建设作为重点，对外永不称霸，我国的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如今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更为巩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报告上，既特别强调创新驱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又对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受到全世界的高度赞扬，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管仲在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提出的经济强国观及“缓称霸”策略，是中华“大一统”思想极为珍贵的历史智慧源泉。

 

 

 

五、军事上的慎战观

 

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的九次会盟，史料记载是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所谓“兵车之会”，即大军压境下的会盟，是用军事手段迫使诸侯国君入盟的；所谓“乘车之会”，即诸侯国君只需乘车到约定地点会盟，是以和平方式请诸侯国君入盟的。实际上，作为首次兵车之会的北杏会盟，有史料记载齐桓公只带兵车百乘，规模很小，对与会诸侯并未形成军事压力，只能算是乘车之会。由此可以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尊王”是重礼制，对“攘夷”也注重和平方式，在军事上是持慎战观的，是中国古代和平实现天下一统的历史典范。

管仲的慎战观在历史巨著《管子》中有多很论述。在齐桓公即位初年﹙公元前685年﹚，当桓公问管仲可否备战时，管仲回答：“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见《大匡》﹚，主张齐在立国初期要厚人轻兵、亲诸侯亲人民，是管仲慎战观的最早阐述。桓公即位第二年﹙公元前684年﹚，齐桓公欲用兵伐鲁，管仲认为齐国此时“内政不修，外事不举”，不能用兵征战，但齐桓公不听，坚持出兵伐鲁，交战于长勺，鲁军在曹刿的指挥下，运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战术，齐军大败于长勺﹙著名的“曹刿论战”故事出于此战﹚。从此，齐桓公全盘接受了管仲的慎战观，注重内修兵，外慎战。内修兵有两大重点：一是发展军事工业，生产大批兵车、刀箭、服装等军需用品，二是寓兵于农、寓兵于民，培育军力，这在《形势》《权修》《大匡》《小匡》等章中都有论述。外慎战至少有三大方略：一是正义，二是智谋，三是联兵。所谓正义，即强调出战的正义性，如《重令》章言：“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关于智谋，《霸言》章中有精彩的解析，主要是“四胜”：“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即巧用德、智、地形、动作四大因素。关于联兵，《小匡》章中有详细的分析，主要是根据征伐国的方位，就近联合友好的诸侯国共同出兵，如南伐以联合鲁国为主，西伐以联合卫国为主，北伐以联合燕国为主。平时与这些诸侯国搞好关系，战时联合这些诸侯国共同出兵，以齐军为主，桓公挂帅，管仲辅佐，鲍叔牙、宁戚、隰朋、宾胥无等大夫领军，几乎是每战必胜。由于注重内修兵，外慎战，直接推动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的慎战观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很大了很大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华夏大地多次分裂，为了一统华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坚持慎战观，从广义上讲，减少战争的次数和破坏程度，或者是做好备战、以战逼和，对于保护社会生产力，进而对于大一统国家的建设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国家一统历史进程中的慎战故事也枚不胜举。从狹义上讲，慎战观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军事思想、提升战略战术水平，也具有借鉴价值，比如，主张非攻的墨子，可能就受到管仲慎战观影响，成为诸子百家中有影响的一家。历史已经越过2600多年，但管仲的慎战观在国家大一统中的积极影响不可低估。比如，在近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就是出于慎战的考虑和平解放了许多地方，包括古都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思想，被分割的香港、澳门已以和平方式先后回顾祖国，也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台湾的和平回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六、外交上的亲和观

 

在春秋时期，华夏大地诸侯国林立，周天子只是诸侯国的共主，诸侯国之间也存在着外交关系。管仲辅佐齐桓公十分重视与诸侯国建立亲和关系，以亲和而尊王，以亲和而攘夷，“九合诸侯”就是外交上亲和观的生动体现。因为齐国主持下的每一次诸侯会盟，无论出自何种原因，无论订立什么盟约，都是一次实实在在的亲和，都能在一个时期实现一定程度的“一匡天下”，而且，通过一次一次的诸侯会盟，树立和巩固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从历史典籍《管子》的多篇文献看，管仲以亲和外交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除了以周天子名义频繁会盟诸侯外，主要是在尊王攘夷和经济贸易两个方面推行亲和政策。在尊王攘夷方面，当时的中原诸侯国北有戎狄，西有山夷，南有蛮夷，外夷常来侵犯中原的弱小诸侯国，凡有向齐求救的,齐国都能出兵相助，出力出物出钱建立与发展诸侯国的亲和关系，《大匡》《小匡》《霸形》对齐在这方面的亲和关系都有大量记载。在经济贸易方面，管仲主张“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见《霸言》﹚，运用多种方式与诸侯国开展经济贸易，以建立亲和关系。如《大匡》所记：“诸侯之君有行善事者，以重币贺之；从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不仅如此，齐国还“开其国门”﹙见《侈靡》﹚，以选贤任用吸引诸侯国人才到齐国发展，以奖励方式吸引诸侯国商人到齐国做生意。如《大匡》又有记：来齐“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一些诸侯国的人口也纷纷迁齐，如《轻重戌》有记：“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这一系列的措施不仅有利于建立齐国与诸侯国的亲和关系，还促进了齐国的经济发展，齐国很快成为经济强国。

管仲外交上的亲和观不仅促进了华夏大地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也为造就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的亲和胸怀和睦邻友善传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历史上，从西汉开创的丝绸之路，到唐代的玄状西域取经、明代的郑和七次出洋等等，中华民族主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亲善和好，对外扩大了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影响，对内巩固了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局面，都有管仲亲和外交观的思想因素。如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亲和外交的优良传统，积极发展和平外交和国际合作，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亲善和好又向合作共享发展，在全球积极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思想将对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七、不可低估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影响

 

管仲及其相齐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事功作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但却播下了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思想，这是不能低估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影响。历史表明，凡是敢于担当时代责任并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都深刻地融入了历史，成为国家和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后人应不能忘却他们的初心，继承与发展他们的思想，推动历史前进。管仲就是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回顾与分析他在2600多年前“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事功及其内涵的“大一统”思想，如今也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2018年5月17日发表题为“对美贸易战，中国如何反而受益”的文章，自问自答有五个因素：国家体量、民族构成、国民价值体系、人力资本和国家的战略规划。我认为，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思想是五个因素的历史渊源。因为管仲播下的“大一统”思想自古以来深入民心，国家不分裂，才有国家体量，才有大团结的民族构成，才有国家至上的国民价值体系，才有世界最强的人力资本，中央政府才有必要制定并有能力实施国家的战略规划。由此我更认为，在我国如今由“富起来”向“强起来”历史跨越的新时代，重温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事功对“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的影响与贡献，是很有必要的。